且說李國濤
專欄
作者：韓玉峰
這篇稿子用了《且說李國濤》這個題目，大家一看便知是套用李國濤先生很有影響的一篇文章《且說山藥蛋派》的題目來的。之所以叫“且說”，是因為實在不敢說對李國濤先生有所研究，隻是因為看到新出版的《李國濤文存》，引起我對同李國濤先生交往的回憶，也想說說對李國濤先生的印象，就寫了這篇稿子，因對李國濤先生沒有深入研究，姑且成文，故曰《且說李國濤》。
三晉出版社出版的五卷本《李國濤文存》，包括47萬字的理論卷、52萬字的隨筆卷和29萬字的小說卷，共128萬字，顯然不是李國濤先生著作的全部，而是一種選編。僅以作者自己所言，出版了的兩部論文集、兩部長篇小說和一部專著，其字數也遠遠不止於百萬字。這部32開本的文存，裝幀簡樸，素淨大氣，沒有當今一些出版物的豪華氣派，而內容厚實，格調高雅。更令人感歎的是作者自言：“愛寫稿，亂投稿，偶發稿”，這對於李國濤這樣一位大家來說，又是何等的低調、淡然。文如其人，書如其人，信然。
李國濤先生是山西文學批評界的領軍人物，著名文學理論家、文學評論家和文化學者。李國濤發表的第一篇評論文章是《詩愛好者的意見》，發表於1955年12月17日《光明日報》，是評論聞捷詩歌作品的，時年25歲，至今寫作生涯已經是59年了。李國濤1957年來到山西，至今也已57年。1972年他從山西省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所調到山西省文藝工作室（這是“文革”後期成立的機構，1978年5月恢複了省文聯和各協會組織），至今亦有42年。李國濤先生是江蘇徐州人，可以說是把近60年的寶貴歲月都獻給他的第二故鄉——山西的文學事業了。
我同李國濤先生的交往是早在上世紀60年代就開始的。那時他在省社會科學研究所編《學術通訊》，我在山西大學中文係任助教。省社科所在省委黨校院內，和山西大學同在城南塢城路，兩個單位一街之隔，步行可到，往來甚是方便。李國濤常來係裏組稿，也給我在《學術通訊》上發過幾篇文章。當時李國濤先生正年輕，身材高挑，風度翩翩，一表人才，由於是文人相惜，很能談得來，便同李國濤先生結識並有了交往。
在我的印象中，李國濤在省作協擔任過副主席，但是沒有做過行政領導工作，隻是走著一條寫作、辦刊的傳統文人道路，在《汾水》和1982年改名的《山西文學》擔任主編。正如李國濤自己所說，“我同《山西文學》的關係最深。”（《李國濤文存》“評論”下卷第59頁）1979年夏，省委宣傳部貫徹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精神，撥亂反正，組織社會科學領域研究人員撰寫文章，我寫了一篇題為《圍繞“寫中間人物”的一場鬥爭》，發表在《汾水》雜誌1979年第6期。有一天在省作協大院遇見李國濤先生，他說文章寫得很好，下了功夫了。
這是我同李國濤先生最直接的幾次文字之交，給我的印象是他對人和藹親切，溫文爾雅，一派學者模樣。
李國濤先生近六十年來，一直從事文學理論研究和文學評論工作，研究範圍包括魯迅研究、汪曾祺研究、小說文體研究、山西作家作品研究各個方麵，均取得突出成就。李國濤的文學評論涉及麵廣、研究領域寬，但他始終以研究山西的作家作品為主。在對山西文學的研究中，又以提出和確立“山藥蛋派”在文學界的地位，擴大“山藥蛋派”在全國的影響為最重要的貢獻。我們常說“著書立說”，李國濤不僅有多部大作問世，而且做到了“立說”，就是從理論上確立了“山藥蛋派”在中國現當代文學史上的地位。
“山藥蛋派”形成於1940年代中期至60年代中期，50年代後期有人提出“山藥蛋派”的名稱，但一直沒有從理論上加以正式的確立，直至李國濤發表了《且說“山藥蛋派”》（1979年11月28日《光明日報》）和《再說“山藥蛋派”》（《山西文學》1982年第12期）引起了全國文學界的廣泛關注。這是在提出“山藥蛋派”這個名稱20年後從理論上正式確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