寧夏在商、周、春秋戰國時，多被戎、狄部落所據，周與先秦王朝時勢力始及於此。
甲骨文、青銅鼎文、石刻文等文字記錄，被看作是早期書籍。據寧夏近年出土的青銅器、方磚、石器上大量的銘文及有關史料記載，寧夏地區出現書籍始於秦漢時期，其後的2000多年，寧夏圖書的發展大致經曆了3個發展時期：即兩漢至唐末五代的“手抄書時期”，西夏、明清至近現代的“圖書刻印時期”和“當代圖書出版時期”。
兩漢唐末五代，是寧夏圖書曆史的第一個發展時期。
寫本、抄本等早期著作在兩漢至唐末五代大量出現，“手抄書”成為這一時期圖書的主要存在形式。據史料記載：東漢時《皇甫規集》的作者皇甫規，在家鄉安定郡（今寧夏南部）朝那縣（今固原市以東）以詩、易教授門徒300餘人，長達14年之久。《針灸甲乙經》的作者皇甫謐在家鄉朝那“博綜典籍百家之言，以著述為務，手不輟卷”。《七序》的作者梁竦回到安定烏氏縣（今固原市南），“以經籍為娛”。可見竹簡、木牘、帛書、寫本等早期書籍在當時安定郡地區已有流傳。
三國、兩晉、南北朝直至隋唐五代，寧夏經濟文化有了較大發展，寧夏地區官吏與文人的著作較前明顯增多。手抄書雖然仍是寧夏地區書籍的主要存在形式，但是已經發展到從寫本、抄本到唐代的雕版印刷的新階段。這一時期，寧夏與中原地區一樣，出現了各種形式的早期書籍。1973年，寧夏固原市西郊東漢墓出土的文物中，有“鬆塔墨”。“墨”的出土，證明當時的寧夏已存在寫本、抄本等早期書籍。在寧夏出土的文物中，還有先秦的青銅銘文鼎、銘文戈，漢代的朝那銘文鼎、銘文方磚、碑刻、伏波將軍馬援的印章及新莽時期的大泉五十鑄錢銅範和泥沙混合貨泉陶範上的陰刻反體文。這一時期已經具備了雕版印刷的條件。
西夏、明清至近現代，是寧夏圖書曆史的第二個發展時期。
西夏時期是寧夏圖書出版史上的輝煌時期。西夏仁宗皇帝一次印刷發行佛經達25萬卷之巨，其規模之大是寧夏出版史上前所未有的。李元昊在建國前，命野利仁榮借鑒漢字形體，創製了西夏文字。此後，西夏曆代用西夏文字翻譯了大量儒、釋經典，編纂西夏文辭書、詞典，創作詩歌、編輯諺語，留下了大量西夏文獻。西夏王朝重視刻書業，在中央政府中設有刻字司、造紙院等機構，並直接管理刻印工廠。西夏書籍的出版形式有官刻、坊刻和私刻3種。20世紀，西夏文獻在內蒙古黑水城（今內蒙古額濟納旗境內）、寧夏靈武、銀川、賀蘭以及甘肅武威等地大量出土，顯示了西夏書籍出版業的多姿多彩。西夏惠宗秉常時期（1068年～1086年），已出現了雕版印刷的書籍。到西夏仁宗仁孝時期（1140年～1193年）圖書刻印已非常繁榮。西夏作為雄居一方的王朝，推廣文字，頒行政令法律，發展經濟文化，大量印製了各種文獻書籍，加上西夏舉國上下篤信佛教，佛經的刻印量也很大，這就為刻書業的發展提供了巨大空間。
明清及近現代，寧夏圖書出版仍屬於“圖書刻印時期”。明代的“慶藩刻書”最早記載見於（弘治）《寧夏新誌》。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朱元璋封其十六子朱旃為慶王，就藩寧夏。慶王府刻書是明代刻書的一大特色。“慶藩刻書”不隻刊刻自己編著的書籍9種，還翻刻曆代名著11種。另有佛經1種。
明清兩代十分重視編修、刊印地方誌。明永樂十六年（1418年），明成祖下詔修天下郡縣誌書，頒發了《纂修誌書凡例》21條，命天下遵行。清代是全國各地普遍纂修地方誌的輝煌時期，在寧夏出版史上具有重要地位。清代各省均設有誌局。在清朝廷的詔令與督促下，寧夏各地也都纂修了地方誌。這些地方誌均為官刻書籍，絕大部分由寧夏本地工匠在當地刊印，刊印水平不低。現存的明清地方誌有25種（明6種、清19種），其中刊印16種，鉛印2種，抄本7種。
中華民國時期，寧夏曾一度出現“寧夏印刷局”“銀川書局”等官辦業務機構，但其技術與管理手段極為落後，嚴格地說，仍然處於萌芽階段，圖書大多是為政府或個人編印。直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夕，編著、刊印的圖書不過100餘種，內容主要為介紹寧夏地情風貌。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寧夏圖書曆史進入了第三個發展時期。
1949年～1959年10年間，寧夏圖書出版業處於產業的準備階段。當時，印刷設備簡陋，鉛字字號不全，製版設備缺乏，技術手段落後，連毛澤東主席為《寧夏日報》手書的報頭也隻能用木刻的傳統手段印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