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有一個說法：大學生畢業分配願去“天南海北”。“天”指天津，“南”指南京，“海”是上海，“北”是北京。言“天南海北”而不是“北海南天”或“海北天南”，自然是出於修辭的考慮。事實上，大學生們優先選擇的是北京和上海，其次才是南京和天津。廣州未在內，也是因為四言結構容不下第五個字。
北京作為首都，上海作為最“洋氣”的都市，大概是中國人最向往的城市。南京是省會，六朝古都（加上南唐、明初、太平天國和中華民國，其實是十朝舊都），有一種曆史和文化的魅力。天津論古不如北京和南京，言洋不如上海，但是有直轄市的地位，可以湊數。在地緣關係上，北京和天津是一組，南京和上海構成對應的另一組。就功能與特色而言，北京又與南京同類，上海與天津相似。可列一個公式——北京：南京=上海：天津，或北京：天津=南京：上海。
一套圖文並茂，名為《老城市》的叢書（江蘇美術出版社）以《老北京》、《老上海》、《老南京》、《老天津》打頭，也為我們比較這四個城市有遺跡——實物或照片——為憑的曆史，尤其是居民的心態，提供了參照。
同為古都，北京猶存明清的宮殿園林、鍾鼓樓台；在南京，除了郊縣的石闕、石獸，卻是絕對找不到六朝遺跡的。南京人懷舊的對象，主要是民國時代。遼、金不去說它，北京從元、明、清到民國前期，然後從一九四九年起，一直是首善之區，北京人也就成了天子腳下的驕民，找“飯轍”相對不難。《老北京》的作者徐城北先生說：北京的“市民貪圖生理上的一時快感，貪圖‘這一口’或陶醉‘這一手’，從而忘記大背景大環境中的慘淡和悲哀。這也許就是昔日老北京市井文化的基調。”後半句言重了。世人，不管是老北京或是其他地方的居民，若是念念不忘“大背景大環境中的慘淡和悲哀”，這日子就沒法過了。或許正因為偶爾忙中偷閑、苦中作樂，下一次小館，聽一回戲，種花養鳥，我們才能不被慘淡和悲哀壓垮。老北京市民的物質享受，若就飲食而言，其實不如江南精致。周作人久居北京，曾感歎吃不到精工細做的糕點。北京洋車夫下酒的羊雜碎、胡椒鹽，不如上海黃包車夫的薰魚和四鮮烤麩。即便是北方人最拿手的麵食，依愚見，依我南方人的口味，炸醬麵和打鹵麵比不上蔥油麻醬拌。個大餡小的包子，與生煎饅頭和湯包更是立分高下。
吃得未必最好，但是在一個沒有電視，京劇（平劇）稱霸的時代，北京有全國最好的戲班子，最有名的“角兒”，最熱心、最內行的觀眾（“常座兒”）。後者對名伶的崇拜，不亞於今天的“追星”。而且“追星”隻是少男少女的青春期行為，時過則境遷，而“常座兒”是終身製的，風雨不誤，每場必到，乃至追到外地聽戲。他們通常與伶人同步長大。伶人坐科學戲時，他們也是小孩子。從伶人實習演出起，他們開始捧場。伶人出科，出名，他們也走上社會，取得地位。梨園內部，則以師門關係和親族關係維持一種準宗教氛圍。一九三八年，一代名優楊小樓去世，葬禮之隆重，令人歎為觀止。六十四人的大杠抬著簇新的棺轎。全體武生、武行，所有生、旦、淨、醜的名伶，有頭有臉的管事、場麵、衣箱，統統前來送殯。北平習俗，出喪隊伍中有一個人跟在靈柩後麵，邊走邊撒紙錢，講究扔得高，撒得遠（《茶館》最後一場有此）。當時有位撒紙錢的高手，外號“一撮毛”，已經退休，也被請來獻藝。照片（第一百六十頁）上，大如菜盤的紙錢滿天飛揚，高過前門箭樓。我們中國人大概是最善於化解悲痛的民族：葬禮可以辦成慶典（“紅白喜事”），可以容納雜技表演，送殯回來還有一桌宴席。
北京官多，市井其實不是“主旋律”。天津是華北最大的商埠，市井生活更具張力。南市三不管（民不管，官不管，洋人也不管）有遊樂場、賭場、妓院、鴉片館、賣假貨的地攤，更多平民小吃攤。甜的：粘糕、碗糕、發糕、糖的、豆沙的、棗泥的、紅果的、菠蘿的；鹹而葷的，單是肉餅就有幾十種；鹹而素的，從素包子到炸豆泡兒、煎豆腐、炸豆腐；自然還有煎餅果子和天津衛地道的貼餑餑熬魚。
天津有九國租界，租界有各國風格的洋樓。居住洋樓的不光是洋人和本地富人，也有前清遺老、下野的軍閥和政客。北洋政府時期，北京的達官貴人也喜歡到天津過周末，享受一下歐化的生活。德國廚師起士林開的正宗西餐館，名播京津。天津總比北京時髦，當初也有與上海一爭雄長的野心。據《老天津》的作者林希先生說，天津人從二十世紀二十年代起開始服輸，原因是無聲電影興起，天津人從無聲電影裏看到上海灘的繁華，自愧弗如。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上海拍攝的有聲電影充分展示了大上海的時髦社會和時髦人生，徹底征服了天津市民。從此天津人的消費行為以上海為榜樣，上海的“美麗”牌香煙在天津的銷量超過本地產的“前門”牌，便是明證。竊以為，這裏恐怕還有深層的原因。天津的命運似乎與北京連在一起，民國遷都南京之後，北京衰落，天津的市麵也大受影響。天津的輝煌部分憑借北京的財力，文化上更以北京為依托。總而言之，它缺乏足夠的自信，連香煙商標也要借用北京的建築。這種心理，一直延伸到一九四九年以後。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天津生產了中國第一台電視機，用的商標竟是“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