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爆發後，重慶成為“陪都”。原來相對閉塞的西南各城鎮街頭，一時出現了許多外地人。他們來到陌生的地方，感到新鮮，睜大眼睛觀察。本地人習焉不察的事物，在異鄉人的目光下被凸現。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盧溝橋事變後，北平淪陷。“八一三”淞滬抗戰後，經過激戰，上海終於十一月十三日棄守。日本侵略軍直逼南京，形勢危急。早在十月三十一日，蔣介石生日那一天，南京政府已決定遷都重慶。十一月二十七日發布《國民政府移駐重慶宣言》，內曰：“國民政府茲為適應戰況，統籌全局，長期抗戰起見，本日移駐重慶。此後將以最廣大之規模，從事更持久之戰鬥。以中華人民之眾，土地之廣，人人本必死之決心，以其熱血與土地，凝結為一，任何暴力不能使之分離，外得國際之同情，內有民眾之團結，繼續抗戰，必能達到維護國家民族生存之目的。特此宣告，唯共勉之。”
重慶從此成為戰時首都，官方的說法是“行都”。不過要到三年後的九月六日，政府才正式命令將重慶改稱“陪都”：“四川古稱天府，山川雄偉，民物豐殷，而重慶綰轂西南，控扼江漢，尤為國家重鎮。政府於事變之始，首定大計，移駐辦公。風雨綢繆，瞬經三載；今行都形勢，益臻堅固，戰時蔚成軍事政治經濟之樞紐，戰後自更為西南建設之中心。恢閎建置，民意僉同；茲特明定重慶為陪都，著由行政院督飭主管機關，參酌西京之體製，妥籌久遠之規模，藉慰輿情，而彰懋典。此令！”
懷著共紓國難的悲壯，這以前和以後，無數同胞奔赴西南大後方。華北與東南沿海地區淪陷後，與內地的交通並未斷絕。走陸路要通過封鎖線，冒點風險（《圍城》裏趙辛楣、方鴻漸一行，即取道浙東赴湘西），海路較安全。上海租界在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太平洋戰爭爆發前，仍保有特殊地位。中國人士可以坐海船到香港，然後經兩廣、貴州到重慶，或坐船到越南海防，再由滇越鐵路到昆明，然後入川。
相對閉塞的西南各城鎮街頭，一時出現許多外地人。四川人稱他們為“下江人”（長江下遊人）或“腳底下人”（此詞不含貶義）。他們中不乏文化人，如作家、新聞記者、教師，也有公務員、實業家、工廠職員、技術工人等等。來到陌生的地方，他們感到新鮮，睜大眼睛觀察。本地人習焉不察的事物，在異鄉人的目光下被凸現。他們有文化，是專業或業餘的作者，也有發表的地盤，為我們留下了許多關於西南社會、經濟、民生、風俗的原始資料。由於觀察者身份、地位、政見、趣味的差異，各人的印象有所側重。左翼作家抨擊政府腐敗、特務橫行，不愁衣食的雅人依舊流連山水（南泉北碚），普通人埋怨物價飛漲，注重生活瑣事。也許把各種印象綜合起來，才能呈現曆史的原貌。
我對普通人的寫作，比對專業作者的作品更感興趣。對專業作者的作品，我最感興趣的是他們對普通人生活的觀察和感受。
《旅行雜誌》創刊於一九二七年，是中國旅行社興辦的實業單位之一。它的編輯部和發行所設在上海租界（四川路四百〇二號），利用中國旅行社遍布全國的網點，輻射全國，有相當固定的作者群和讀者群。上海淪陷後，它維持出版直到太平洋戰爭爆發，日軍進駐租界才被迫停刊。自三七年至四一年，由於國人對西南的關注，更由於相當一部分作者移居西南，它不斷發表來自西南的文稿，向全國介紹以前不受重視的西南，建構了西南的形象。
西南太大，且說重慶。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初，張恨水結束了《南京人報》，溯江西上。次年初到達重慶，參加《新民報》。他一手編報，另一手寫抗戰小說。他是《旅行雜誌》的老作者，在這家雜誌上發表連載小說《負販列傳》，並應編者之請，寫了《重慶旅感錄》和《重慶旅感錄續篇》。日常生活，舉其大端為衣食住行四項，張氏皆有所記。
“四川人，來得闊，穿長衫，打赤腳。”這是下江人對四川人善意的嘲諷。另一特色，是“川人無論男女，喜頭纏白布。且纏法極簡單，紐布如巨繩，置一圈於頭上。苟屬新製，儼然下江人在重孝中。問何以故？則答以頭懼風寒。問何不戴帽？則答以纏布其值較賤。其實布與帽之值，亦不甚懸殊也。川人頭懼寒矣，而腳則懼熱。中下階級男子，十九赤腳草履。在寒冬時，上衣長袍，下赤雙足，招搖過市，無以為怪者。蜀道艱難，民愛著草履，自屬有由。唯國人舊習，最忌白色上頭。而川人纏白布，陸放翁已形之於吟詠，未悉始於何時，而獨與全國習俗相反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