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蝙蝠俠》：存在主義與超級英雄
環球縱橫
作者：黃哲敏
[摘要]1938年，在《動作漫畫》雜誌的第一期，穿著藍色緊身衣，身披紅色鬥篷的第一個超級英雄出現了，時至今日，超級英雄電影仍然經久不衰。在信仰缺失的年代，超級英雄就如上帝一般，充當著人們精神的強心劑。英雄們的降臨代表著對全人類罪惡的救贖，注定要拯救人類的超級英雄，也總是背負著超乎常人的苦難。下文將基於近代存在主義哲學視野，展開對蝙蝠俠韋恩——可能是最複雜的一位超級英雄的探討與分析。
[關鍵詞]超級英雄電影；上帝；存在主義
一、存在主義與超級英雄文本溯源
作為一戰後發端的產物，存在主義哲學先天便有了股感性的憂鬱氣質。隨著機器時代的到來和尼采關於“上帝死了”的振聾發聵的宣言，人們驚訝地發現以往一直崇拜的上帝已無法解釋世界的所有。當期待的拯救尋覓未果，戰爭的殘酷又使人無家可歸時，以“人”為出發點的存在主義便應運而生了。存在主義采用了現象學的主觀性方法，並進一步探討了人的經驗的實踐性問題，如進行選擇和個人承擔的問題。[1]406作為存在論而非認識論出發的哲學思想，存在主義最終引導我們返回實在的核心。
“精神拯救”的背負使得存在論與超級英雄電影不謀而合。必須正視的是，2002年《蜘蛛俠》票房大熱的背後，是“9·11”事件給人們帶來的難以磨滅的陰影與創傷，當宗教在新世紀已經顯得不那麼奏效，源於漫畫的超級英雄則給予了人們新的精神寄托。在任意一部超級英雄電影中，我們都可以看到，世界（國家）因為某種原因變得危在旦夕，人民生活在極度恐慌或混亂之下，隻有超級英雄站出來才能拯救這個世界。不難發現，《蝙蝠俠》中“哥譚市”的設定也映射著今日美國的經濟中心——紐約。小醜一行人在股票證券所的搶劫也或明或暗地指出了華爾街金融危機給人們帶來的崩潰。在次貸危機頻發的今天，超級英雄電影無一不表現出美國大眾對國家安全的渴望。
薩特曾說：我們遠遠不能按照我們的意願來改變我們的處境，似乎我們自己也不能改變我們自己。我不能自由地逃避我的階級、民族和我的家庭的命運，甚至也不能確立我的權利或我的命運，也不能自由地克服我的最無意義的欲念或習慣。[2]薩特用流暢的比喻證實了自由選擇的困難。既然普通人已難以成為時代的先導，那麼這份拯救的責任便不可推卸地落在了超級英雄的身上。如果這份“責任”隻需要一張電影票的成本，那麼超級英雄在動蕩時期仍能經久不衰也就顯得不足為奇。
二、布魯斯·韋恩：極限境遇與自由選擇
境遇劇是薩特戲劇的特種，在戲劇《禁閉》中，三個看似互無交集的人被困於一個房間內，而當這個房間變成了“地獄”，一切話語都被重構了。同樣的，極限境遇下的自由選擇帶有一定的悲觀成分，雖然“他人即地獄”的境遇隨時存在，但自由選擇的價值正在於我們相信可以通過不斷選擇而達到目標。
《蝙蝠俠》中，韋恩的極限境遇並不表現在單純的複仇與伸張正義上，而表現在如何消除內心的恐懼上。韋恩憎惡黑暗，但他同樣害怕毀滅黑暗，當韋恩得知哥譚內部已腐爛不堪，他立即想起了自己的父親，一個樂於助人，在臨死前仍告訴韋恩“不要害怕”的實業家。所以，與其他超級英雄電影不同的是，韋恩的性格注定使他不能觸及黑暗的本質，可韋恩的使命感又讓他不得不肩負起拯救哥譚的任務——這構成了影片最強烈的矛盾。
韋恩做出了一係列選擇，從試圖通過警長之手懲惡揚善，到第二部中苦苦找尋那被人認可的“光明騎士”，最終又返回到自身。極限境遇下，韋恩的每一個選擇才顯得彌足珍貴。在第二部末尾，受傷的韋恩騎著摩托遠去，警長說道：“也許這個城市暫時不需要蝙蝠俠。”當其他超級英雄完成使命或是高調或是平淡地退場時，韋恩卻隻能狼狽地躲在角落裏期待著人們的遺忘，尖銳的對比使得蝙蝠俠的選擇帶有了一絲艱難的悲觀。薩特在《存在主義是一種人道主義》中說道：“……他完全意識到不但為自己的將來做了抉擇，而且通過這一行動同時成了為全人類做出抉擇的立法者——在這樣一個時刻，人是無法擺脫那種整個的和重大的責任感的。誠然，有許多人並不表現有這種內疚，但是我們肯定他們隻是掩蓋或者逃避這種痛苦。”[3]這段對於存在主義者矛盾的描寫正是對韋恩經曆的真實反映，也許韋恩的每一次選擇都將帶來更大的痛苦，但韋恩用堅持不懈的正義告訴觀眾，無論我們要為選擇付出多少，但選擇的前提總是自由的。在這裏，人的存在是比一塊石頭或者一張桌子擁有更高的尊嚴的，一塊石頭不可能負責，如果一個人的本性已被社會異化左右，那麼他便不能為自己的存在負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