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教授告訴我們，其實，關於彭加木的案子，安全部門早就有了結論，隻是因為涉及到某些機密，沒有對外宣布而已。
說完這些話，他打開辦公桌的抽屜，從裏麵拿出一本老舊的筆記本來，一邊遞給我，一邊說道：“這是彭加木案中，一個老法醫的個人筆記，不知如何被阿生拿到手裏的。”
我打開筆記本認真的看了起來，老法醫的日記很有說服力，除了各種直接證據之外，還有從未公開過的重要案情。
筆記的開頭是這樣寫的：
第二具幹屍……
我是一名法醫，大家都叫我老張。
很多案子都有不能說的秘密，身為法醫，看多了那樣的事，實在是良心不安，我沒有公布真相的勇氣和能力，隻好寫下這些文字，但願有一天那些懸案都能大白於天下。
我要說的是羅布泊幹屍案，這個案子有太多的詭異傳聞了，可沒有一個傳聞接近真相。
二零零六年四月十六日，那是我永遠無法忘記的一天，記得那時我接到了有關部門的電話，當時我就吃了一驚，心想一條轟動全國的新聞要出現了。
那究竟是什麼新聞呢？為什麼我會這麼描述？
這麼說吧，二零零五年四月十一日，敦煌市七裏鎮的一支沙漠考察隊，在庫姆塔格沙漠西北部發現兩具幹屍，根據研究人員的初步鑒定，他們懷疑其中一具屍骸是某位神秘失蹤的科學家，可由於技術原因，當時他們沒有能完成DNA身份鑒定。
之後，那兩具幹屍被運往甘肅省敦煌博物館，可他們對外聲稱隻發現了一具幹屍。
為什麼要那麼說？其實，這與陰謀論無關，我們的國家還是值得信賴的。隻不過，當發現幹屍時，有人將消息傳了出去，於是人們就開始猜測，那會不會是多年前失蹤的科學家彭加木。
可要知道，他與一些科學技術有關，因為涉及到保密性，以及許多不確定因素，第二具幹屍就順理成章地成了秘密，人們都以為隻發現了一具幹屍。
二零零六年四月十六日，我接到了一通電話，有關方麵對我說明了事情的經過，並要求我跟京城的另外一名法醫趕赴敦煌。我深知這任務的重要性，大家都在關心幹屍的身份。
很快，我們趕到敦煌博物館，從幹屍身上取下頭發、骨骼和皮膚帶回京城的實驗室，準備對樣本進行分析。分析完成後，我們就通過組織找到了彭加木的親人，希望其能提供DNA樣本，但這過程並不順利。
彭加木的兒女起初並不配合，他們認定幹屍不是父親，而且有關部門隱瞞了第二具幹屍的事，這讓他們覺得不被尊重。在一些人的勸導下，彭加木的兒女才願意提供DNA樣本，供法醫做比對。
因為當時彭加木失蹤，外界傳聞他帶走了一本很珍貴的科學考察日記，叛逃他國，可他兒女並不那麼認為，如今有機會為父親正名，他們才決定配合法醫的鑒定工作。
那麼，問題來了，第二具幹屍是不是彭加木在做DNA比對時，我和別的法醫也很緊張，很多領導都打電話來詢問結果，有的還親自到場監督鑒定工作。
那一刻，我有種莫名的預感，迷霧並沒有完全揭開，在幹屍的背後，還涉及更大的謎團。
經過仔細鑒定，我們最後得出結論，幹屍的確是彭加木。這個結果出來後，沒有一個人鬆了一口氣，大家反而更好奇和緊張了，包括我在內，誰都想知道彭加木為什麼會失蹤，他的死因又是什麼呢？
說實話，在鑒定身份的過程中，我研究了彭加木的失蹤案，排除掉超現實的猜想，隻從法醫學的角度來思考，此案就有諸多不合邏輯的疑點。但要找到答案，聽到屍體二十六年後留下的“遺言”，我們還得了解彭加木失蹤當天的具體情況。
就這樣，真相離我越來越近，可誰都沒有猜對答案。
彭加木在羅布泊失蹤，事隔二十五年，屍體才被人發現。在這二十五年裏，大家最關心的就是彭加木的歸宿和死因，既然屍體已經確定身份了，那麼死因就成為了大家最關心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