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爺爺任弼時和奶奶陳琮英
紀念任弼時誕辰110周年
作者：任繼寧
2004年4月30日，“紀念任弼時同誌誕辰100周年座談會”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胡錦濤同誌在講話中指出：“任弼時同誌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傑出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組織家，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卓越領導人，以毛澤東同誌為核心的中國共產黨第一代領導集體的重要成員。”他16歲就參加革命，46歲卻英年早逝。30年的革命生涯中，他成為“民主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的一位主要領導人”，“人民軍隊的卓越領導人之一”。
作為親屬——任弼時唯一的孫子，我參加了這次會議。聆聽總書記代表黨中央給予爺爺高度評價和很高榮譽，我的心情無比激動。
我在1969年出生時，爺爺已經去世19年了。我在奶奶陳琮英、爸爸任遠遠和媽媽婁惠平的身邊學習生活了30多年。我根據父親任遠遠生前收集整理的《任弼時畫冊》、1994年創作的電視劇本《任弼時》等資料，參考中央文獻研究室、共青團中央關於任弼時的曆史文獻，特別是結合奶奶的言傳身教和深情回憶，撰寫此文，以紀念爺爺誕辰110周年。
奶奶《痛悼弼時》和《難以忘懷的記憶》文章中的爺爺
奶奶寫過兩篇關於爺爺的回憶文章。一篇是1950年爺爺病逝時寫的《痛悼弼時》，一篇是1984年為紀念爺爺誕辰80周年時寫的《難以忘懷的記憶》。雖然歲月飛逝，但重讀這些文章，我感動依舊。
奶奶回憶說：“歲月流逝，弼時同誌離開我們已經三十四年了。他的音容笑貌，時時浮現在我的眼前。他那革命的一生，他那忠於黨和人民的崇高思想品德，永遠銘刻在我的心裏。”
1904年4月30日，爺爺出生在湖南省湘陰縣唐家橋（現劃歸汨羅縣）一個貧苦的鄉村教師家庭。他生逢亂世，少年時代就萌發了愛國之心。上學時正趕上五四運動爆發。不久，他參加了毛澤東組織的俄羅斯研究會，開始學習馬列主義，從此走上救國救民的道路。1920年，爺爺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1921年，他和劉少奇、蕭勁光、任作民等同誌一起去莫斯科，在東方共產主義勞動大學學習。1922年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1924年回國後擔任團中央的領導工作，並兼任上海大學俄文教授。
“我十二歲那年到任家做童養媳，和弼時定下了終身。因家庭貧困，我十四歲進入長沙一家織襪廠當女工。1926年組織上把我接到上海與弼時結婚。此後，我在弼時的引導下，走上了革命道路。”“我剛到上海時，穿戴舉止都很土氣，在街上常遭到少爺淑女們的冷眼，弼時鼓勵我說：不要怕，我們是在這裏做黨的秘密工作，是同敵人進行鬥爭，你要學會鬥爭。”
1927年大革命失敗後，上海一片白色恐怖。爺爺還像往日那樣，頑強機智地從事黨的工作。奶奶回憶道：“為了避開敵人的耳目，我們經常變換住址，改換姓名。弼時每次外出總要化裝，或穿長袍，或著西裝，有時蓄上胡子，有時又剃得精光。有一次，他一夜沒回來，把我急壞了。天亮時他才回來，告訴我如何同敵人捉了一夜迷藏。”在惡劣的環境下，爺爺始終很樂觀，對革命充滿了信心。
1928年，爺爺到黨中央工作。這年秋天，中央派他到安徽視察，不久在南陵縣被敵人逮捕。敵人對他動用了各種酷刑：吊打、壓杠子、頂磚頭、跪鐵鏈子，把他折磨得死去活來，但他始終沒有吐露黨的機密。
“組織上把弼時被捕的消息告訴我後，我從上海抱著女兒蘇明連夜爬上拉煤的火車，冒著刺骨的寒風，趕到長沙。偉倫紙莊是我叔伯哥哥開的，組織上讓我以老板的身份和敵人對質。經組織安排，我請了進步律師何偉道，一起趕到安慶，和弼時見了麵。隨後，我又趕回長沙。不久，偽長沙公署接到安慶的通知，來和我對質，我按弼時編的口供作了回答。敵人威嚇我說：你講的都是真的嗎？你們紙莊敢擔保嗎？我說：當然是真的，一切由我們擔保！敵人挑不出什麼毛病，悻悻地走了。直到第二年三月，弼時同誌才獲釋。而我們的女兒蘇明，因在火車上受風寒得了肺炎，不久就病死了。”可以說，我的這個沒有見過麵的姑姑，是為了營救爺爺在饑寒交迫中病逝的。
1929年11月，爺爺又一次被洋巡捕逮捕，投入了洋人在上海設的監獄。這一回敵人用了野蠻的電刑，在他背上燒了兩個拳頭大的窟窿，鮮血淋漓。但他以頑強的毅力，頂住了非人的折磨，再一次經受了嚴峻的考驗，保衛了黨的組織和同誌。爺爺出獄後，身體極度虛弱，中央準備讓他休息一段時間，他搖搖頭說，在牢裏已經休息夠了，我現在需要的是工作。不久，中央便派他到武漢擔任中共中央長江局委員兼武漢市委書記、湖北省委書記。
爺爺和奶奶來到武漢從事地下秘密工作，兩人在法租界內租了兩間房子住下了。“弼時買了些畫具，開起了‘畫像館’。‘畫像館’的牆上，掛著一幅弼時畫的人像，桌子上還攤放著一幅沒畫完的畫。我每天為這些畫清掃灰塵，接待登門求畫的顧客。”
爺爺的繪畫才能在中學裏就顯示出來了，但他從未想到要以畫謀生，沒想到此時還真派上了用場。一天，房東問奶奶：“為什麼不掛個牌子呢？你們還怕招攬顧客嗎？”奶奶說：“我們剛學畫，想等一個時候再掛牌創字號，免得影響以後的生意。”房東信以為真。當奶奶把這事告訴了爺爺，他立刻警覺了：是啊，長期不掛牌子，也會引起敵人的注意。於是爺爺和奶奶就掛出了招牌。來往的顧客哪裏知道，這間小小的畫館就是武漢我黨組織的指揮部呢！在爺爺領導下工作的武漢地下黨30多位同誌，大多數都犧牲了。他們為了保衛黨組織，保護爺爺，寧死不說出爺爺和奶奶的住址。每當談起這些好同誌時，爺爺總是很動感情地說：他們用生命換來了革命的勝利，是永遠值得我們懷念的。
“在和弼時朝夕相處的日子裏，我學到了很多東西。弼時那股奮不顧身、不屈不撓的革命精神，更使我受到極為深刻的教育。”1931年3月，爺爺離開奶奶去中央蘇區。他走後一個星期，奶奶生下了女兒遠誌。後因叛徒出賣，奶奶也被捕了。她帶著出生才百日的孩子，進了牢房。“弼時和其他同誌在獄中的英勇表現時時鼓舞著我，任憑敵人威嚇，我什麼也沒說。”牢獄中的黨組織盡力保護著奶奶。當時，周恩來也在上海，在前往中央蘇區前，他不顧個人安危，親自布置了營救方案。經過組織的多方營救，奶奶和孩子安全出獄了。出獄不久，奶奶接到周恩來從中央蘇區發來的電報，就馬上前往中央蘇區。
奶奶和爺爺“戰地黃花分外香”的愛情之歌
“1932年‘三八’婦女節那天，我到了中央革命根據地，同弼時再次相聚。他告訴我，他得知我被捕的消息後，心裏很難過，但沒影響工作，他知道我一定會經受住考驗的。他說：‘我們是革命的夫婦，同是黨的兒女，我們的愛情是融化在對黨、對人民的愛情裏的’。”
1933年5月，作為中央政治局委員，爺爺被派到湘贛革命根據地工作，擔任省委書記，後來兼軍區政委。爺爺正式開始了他“人民軍隊的卓越領導人之一”的軍旅生涯。與此同時，隨行的奶奶也開始長期和爺爺在一起，共同經曆了縱橫湘贛、先遣西征、創建湘鄂川黔革命根據地、萬裏長征、東渡黃河抗日、工作在共產國際、延安日理萬機、西柏坡決策、勝利進入北平的崢嶸歲月，共同見證了中華人民共和國誕生前從艱難困苦到柳暗花明的人民解放的偉大曆程，也唱響了他們“戰地黃花分外香”的革命愛情之歌！
1934年8月，爺爺和蕭克、王震率領紅六軍團，奉命突圍西征，為中央紅軍實施戰略轉移先遣“探路”。當時奶奶剛剛生下兒子湘贛。為了行軍打仗，爺爺和奶奶商量，把孩子寄放在老鄉家裏。全國解放後，曾經去找過這個孩子，但卻一直沒找到。“我很難過。弼時安慰我說：不要難過了；為了新中國，我們失去了多少同誌，多少親人。”
1934年10月，紅六軍團在貴州東部與賀龍、關向應率領的紅三軍（後恢複紅二軍團番號）會合，開辟了湘鄂川黔革命根據地。當時，由於左的錯誤的影響，紅二軍團深受挫折，許多優秀幹部被當做改組派受到迫害，黨組織處於癱瘓狀態，黨的工作幾乎無法進行。紅二、紅六軍團會合後，“弼時幫助二軍團盡快恢複了黨組織和政治部”。
爺爺的黨性、原則性是很強的，方法也是靈活的。1936年7月，部隊進入甘孜地區，同紅四方麵軍會合。根據黨中央命令，紅二、紅六軍團組成第二方麵軍。張國燾陰謀分裂中央，對抗中央北上抗日的方針。奶奶回憶說：“弼時和朱德等同誌與張國燾進行了堅決的鬥爭。張國燾了解弼時同誌的為人，他們在莫斯科東方大學一同學習過。1927年6月，弼時同誌在武昌的一次會議上，同陳獨秀作過麵對麵的鬥爭，張國燾知道弼時同誌在原則問題上是從來不讓步的。弼時和朱德等同誌既嚴肅地批評他，又耐心地做他的思想工作。同時又同四方麵軍廣大指戰員談心，宣傳北上抗日的意義，終於促成了兩大主力紅軍共同北上抗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