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小股細小的水流，在錯綜複雜的道路麵前，要有多少堅強和幸運才能彙入河流？我是幸運的，後來的日子，我的生活環境有了很大變化。但我的信念一直沒有變，我的軀殼中始終有一個最真實的自我。我保持著她的純潔，在任何時候都沒有背叛她。她隻為慰藉心靈，隻侍奉需要拯救的靈魂，同時盡可能地清除霧瘴。
當代課教師的時候，我開始熱衷閱讀，沒有人告訴我該讀些什麼，也無處詢問，我隻有借到什麼就讀什麼。我知道自己先天營養不良，需要付出比一般人多幾倍的努力。1985年，我寫下的文字開始在市裏的報刊發表。從那時起，我把名字中的“玲”改為“淩”，希望少一些玲瓏之氣，多一些自然風骨。
詩歌向我打開了一個全新的世界，我斷斷續續寫著或許沒有任何意義的句子，不知道自己能否成為一個詩人，但沒有任何人回答我。全憑對詩歌的美好向往，我一路跌跌撞撞走了下來。但我深知文學對於心靈的拯救能力，對於一顆經曆過小小創傷的心靈，僅有這一點就足夠了。
有了這些經曆，家鄉使我有說不出的傷感。1985年，我離開北堡，隻身到瑞安縣城近郊的一家企業工作。那時候，唯一讓我興奮的事情是參加縣城裏的“瑞興文學社”活動。文學社有二十多人，都是年紀相近的小青年，有寫詩歌小說的，也有寫影評的，大家朗誦自己的詩歌，談一些所謂的文學話題。我一般都會帶著新寫的詩稿去。他們說：若幹年後，我們這裏如果能有一個人寫成了，搞這文學社也就值了。當然，這“寫成了”，是指衝出溫州，能衝出浙江就更好了。他們喜歡用“衝出”，好像有一個實際的籠子正籠罩著我們。說話間，好幾個人眼睛會發光，為可能實現的夢想激動起來。文學社出了好幾期油印的刊物，我的詩歌幾次都被放在頭條。後來，文學社的活動終於沒有維持下去，有幾次討論過文學之後，大家開始學習跳交誼舞，再後來，就是去某一位成員家裏聚餐了。現在，不知道他們之中誰還記得“搞文學”這回事。
沒有人告訴我詩歌該怎麼寫，我讀到的隻是一些現在看來並不適合當做指導的文學雜誌，我浪費了太多時間在沒有多大價值的書刊上。但真正的辨認總是不會太遲。當我每天做著生活的學徒時，文學也接受我成為它的學徒。我樂於辨認文字中的奇妙紋理與偉大心靈的活動，生命的莊重感，這些讓我增加了在黑暗中尋找光的勇氣。
那些年，每當夜晚來臨，我就在女工集體宿舍最裏麵拉上一道布簾，開始我的夢想之旅。我把詩歌寫在不同顏色的練習冊上，最後一本的標號是“七”，後來我隻留下這最後一本。90年代初，我陸續在《江南》、《詩刊》、《星星詩刊》、《詩歌報》、《人民文學》、《綠風》等刊物發表作品。在一次詩會上我認識了詩刊社的王燕生老師，他對我非常鼓勵，送給我一本迪金森的詩集，還為我那些不成熟的習作專門寫了評論。
92年，我去省裏參加青年作家代表大會，開始認識一些本省的詩人，當時我因孤陋寡聞而羞澀，幾乎不敢開口說話。也就是那一次，我與榮榮、千葉、汪怡冰相識。幾年後，在榮榮的提議下，我們合出了一本四人詩集《光線》。那時候我們不用郵件，四個人在汪怡冰家住了幾個晚上，把稿子整理好，還到照相館拍了一張合照。千葉瘦，為了看起來圓潤一點，特意穿上了汪怡冰的T恤。
回想我的詩歌創作經曆，隻有河流般無聲的記憶，一些關愛和鼓勵將隨著時間而來，潤澤我的生活。我寫下了苦難和幸福之間的秘密。我相信，一個小人物的夢自有它的真實和價值，因為她承擔的需要更多的勇敢和代價。但我依然不具備對某一件事下結論的權利，就像我在一首詩中所寫：
總有一場大雪能讓我捏著它
卻不能長久地活下來。
我不再需要去辨認
落葉之下的淤泥
被各種聲音掩埋的悲泣。
假如我無法知道所有雪的名單
我也將順從於對我的掩埋。
——《雪的掩埋》
而美好的願望總是大於結果。艾略特早就講過，凡是誠實的詩人，對自己作品的永恒價值都不太有把握。對於我更是如此。我一直以為寫作的能力其實就是愛的能力，一個人愛的能力有多大，她所寫出的文字就會有多少光芒，在具備了基本的文字技巧之後，一個人愛的能力和精神境界決定了作品的高度。我很喜歡薇依的這句話：“若無辛勞，若無源於辛勞的饑和渴，任何同民眾相關的詩歌都不是真實的。”我相信樸素的情感和誠實的力量，對於我來說，寫作不是負擔，而是飽滿生命的自然流露。從心靈出發，抵達心靈，在我這裏，詩歌一直承擔著撫慰心靈的重任。隻有這樣，我的作品，才能鑄成支撐我不完美人生的另一副骨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