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風雲》是銀川市文聯為新建的銀川寧園（坐落於銀川市解放東街）創作並製作的大型壁畫，它與寧園建築同步進行。1987年國慶節前夕，寧園落成，壁畫也如期完成，同年10月1日正式對外開放。
壁畫是寧園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占據寧園主體建築——興慶殿內的三麵牆壁，長25米，高2.5米，采用木板鑲壁、瀝粉立線、丙烯顏料彩繪。畫幅之巨大、題材之莊重、景物之絢麗、人物形象之眾多，當為銀川壁畫之首創。該畫由市文聯壁畫辦公室劉均威同誌設計創作，並由劉均威、牛仲平、孫燕等6位同誌共同製作。從設計、創作到製作完成，得到了市委、市政府領導的重視。副市長張位正同誌親臨指導，審定畫稿，並同市委副書記丁玉書同誌、副市長強鍔同誌主持討論會，聽取西夏史研究專家和美術家的意見修訂畫稿。市文聯成立了《西夏風雲》壁畫領導小組，加強了壁畫創作和製作工程的領導，保證了壁畫的工藝質量和如期完成。
《西夏風雲》同寧園的建築設施以及碑廓的石刻書法、假山噴泉盆景藝術等，形成了獨具民族特色的藝術群體，使小巧玲瓏的寧園充滿了詩情畫意，成為銀川市賞心悅目的文化公園。這座具有古典園林風格的公園同與它相鄰的鍾鼓樓、玉皇閣等雄偉壯麗的名勝古跡相互輝映，融為一體，為銀川古城的風韻，俱增了奇異光彩。
《西夏風雲》以西夏曆史為題材，以壁畫的形式藝術反映了西夏王國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的盛況，特別是突出反映了以西夏國都興慶府（今銀川市）為中心，以羌（黨項）為主體，包括吐蕃、回鶻、蒙古族、漢族等各民族人民團結奮鬥，共同開發建設西北地區，為祖國多民族的大統一，促進中國曆史的發展所作出的不可磨滅的曆史功績。藝術的表現西夏曆史成為這幅壁畫的主題。
曆史是現實的一麵鏡子，“以史為鏡，可以知興衰”。《西夏風雲》的創作，在指導思想上，首先確立了以馬克思主義的曆史唯物主義為指針，尊重曆史，真實本質地反映曆史，“以史為鏡”，古為今用。運用壁畫這種造型藝術，加以提煉和藝術概括西夏的曆史和經驗，創作出可視形象。作為一麵鏡子，可以使人們從中了解西夏曆史的麵貌，進而了解寧夏乃至銀川社會發展的曆史同西夏政治、經濟、文化的關係，了解西夏在銀川建都的曆史功績，對廣大人民群眾以及子孫後代起到曆史的啟迪和現實的教育作用，受到馬克思主義曆史唯物主義的教育、愛國主義的教育和民族團結的教育，激發人們熱愛銀川、建設銀川的熱情，為建設美好的社會主義現代化新銀川而努力奮鬥。壁畫藝術的功能是多方麵的，審美和鑒賞的作用是最直接、最明顯的，但是，教育功能應該也是壁畫藝術不可忽視的重要功能。
以曆史為題材的壁畫同其他曆史題材的文學作品一樣，都屬於藝術的範疇。藝術並不等於曆史，它不可能，也不應該像曆史學家那樣對一切曆史事實都做出嚴格意義上的科學考證。因此，《西夏風雲》的創作，在指導思想上確立了在不違背曆史規律，不違背西夏曆史的主要史實和主要曆史人物真實性的前提下，按照藝術創作的規律和壁畫藝術的特點，進行藝術虛構、藝術創造，使壁畫達到正確的曆史內容和盡可能完美的藝術形式的統一。既要認真學習和繼承民族繪畫的優良傳統，又要勇於擺脫傳統程式的束縛；既要反映曆史，又要麵對現實，高於生活的原型，達到新和美的結合。上述指導思想是這幅壁畫進行藝術構思和創作的前提。
一、曆史簡介
由於曆史上的種種原因，西夏文獻失散，現存資料奇缺，給西夏曆史的研究工作帶來許多困難，至今仍有不少問題尚無定論。同樣，以西夏曆史為題材進行藝術創作也存在不少困難，特別是以壁畫的形式反映西夏的曆史麵貌，不僅要掌握和分析大量的曆史資料，即文資資料，掌握和研究有關的藝術資料，即形象資料，而且在如何反映西夏曆史，以什麼角度進行藝術創作的問題上，都需要進行嚴肅的思考和深入的探討，其中包括這個重大曆史題材本身的曆史和現實的根據問題。這個問題不解決，創作就無從入手，藝術構思也就失去依據和內容。盡管曆史資料奇缺，但就其主要方麵來說，創作《西夏風雲》的曆史和現實的依據還是充足的、確鑿的。歸納起來，有以下四點。
一是西夏王國是我國曆史上存在時間較長的政權之一。西夏、遼、金、宋四個政權並存於12世紀，西夏存在曆時189年（1038～1277年）。如果從其“雖未稱國而王其土”（《史·宋夏國傳》）的拓跋思恭建夏州政權算起，西夏比同它先後相鼎力的遼和北宋、金和南宋曆年更為長久。我們即使把北宋和南宋拉通計算也不過320年，仍比西夏少27年。在幅員方麵，西夏“東盡黃河，西界玉門，南接蕭關，北控大漠，方二萬餘裏”（《宋史》卷四八六）。境土之廣，包括有寧夏全部、甘肅大部、陝西北部和青海、內蒙古部分地區。西夏長時期屹立在祖國大地上，並非是一種偶然的曆史現象。這個政權很有特色，有許多值得研究、值得重視的問題。西夏先後與較為強大的宋、遼、金政權對峙，為什麼發生多次戰爭而沒有被征服？西夏的文化遺產，為什麼引起了世界各國學者的廣泛注意和重視？早在20世紀初就曾發生過沙俄柯茲洛夫和英人斯坦因相繼在我國額濟納旗黑城盜去大批西夏文物的重大事件。這都有深刻的曆史和現實根源。
黨項族是古代羌族的一支，是一個有著悠久曆史的古老民族，原居住在四川、西藏、青海等省的交界地區，唐朝初年，逐漸向甘肅、陝西、寧夏一帶遷徙。唐末，定居夏州（今陝西省橫山縣）一帶的部族酋長拓跋恩恭被唐朝封為定難軍節度使。從此以後，黨項族逐漸形成了一隻強大的地方割據勢力。至宋朝初年，拓跋思恭之子李繼遷借助遼的勢力和宋抗衡，壯大了自己的力量，於1002年攻占靈州（今寧夏回族自治區靈武縣），改設西平府，為西夏建國奠定了初步基礎。在漢族封建文化的強烈影響下，黨項族的政治、經濟發生了深刻的變化。經過李德民一代的繼續發展，到李元昊時，黨項貴族已基本完成了由氏族酋長向封建地主的轉變。西夏政權建立以後，西夏和宋時戰時和，並不斷仿效唐、宋的各項製度，加速了封建化的進程。在廣泛吸取漢族先進的生產技術和經驗的基礎上，西夏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不斷發展，特別是宋室南遷以後，西夏對金、南宋采取和好政策，以至在李仁孝統治的54年中，西夏的政治、經濟、文化發展達到了頂峰。
二是西夏是以黨項族為主體的多民族的封建割據政權，它在許多方麵具有鮮明特點，同時，對祖國統一的多民族大家庭的形成起了積極的曆史作用。*同誌在《論十大關係》中指出：“中國是一個由多民族結合而成的擁有廣大人口的國家”，“各個少數民族對中國的曆史都作過貢獻”。西夏是以黨項族為首所建立的政權，它在曆史上的存在和表現，既是黨項族曆史發展中的大事，也是中華民族發展史上的大事。由於西夏政權的出現以及黨項族最後融合於中華民族的大群體中，黨項族所作的貢獻及其深遠的影響同樣也是不能忽視的。當時，西夏政權基本上統一了除新疆以外的我國西北地區，而且時間持續達兩個世紀之久。在當時特定的曆史條件下，這種局部的統一具有積極的意義。它和宋、遼、金政權分疆而治，政治上對立，雖多次發生戰爭，但各族人民互相接觸、頻繁交往，共同創造了中國的曆史。曆史的事實充分說明，我國經曆唐末到五代十國的大分裂時期，才又逐漸進入了局部統一的階段，出現了遼（繼起的金）、宋與西夏。曆時300多年後，又在局部統一的基礎上，形成了元、明、清三代的大統一局麵。以黨項族為主體建立西夏政權的曆史，是中華民族曆史的重要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