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科舉製有別於曆朝曆代的顯著特點，是構建了一個從中央到鄉裏的三級官學體係：鄉有社學；府、州、縣有府、州、縣學；中央有國子學。李東陽說：“士之才猷德器，必造而後成。今國監在兩京，府、州、縣學遍天下，冠裳弦誦者，彬彬輩出。”（李東陽：《文前稿》卷之六，《應天府鄉試錄序》。）這就是明代人對這個官學體係的評譽。這個完備的官學體係無論是所開設的課程、教學方式、考試內容、管理模式，以至考核辦法、獎懲製度，無不是為著科舉考試而設置，納入了科舉的軌道。特別在八股取士成為定製後，科舉功名成為能否入仕及任官層次級別的決定條件。
在這種情況下，學校與科舉相互依存，隻有經過學校培養才能應科舉，而選取學校生員的“童子試”也便成為科舉考試中的基礎一環。參加鄉試者必須出自學校，且為經過考試挑選的優秀生員。這樣從城鄉社學到府、州、縣學，再到中央的國子學，其教學內容全部都圍繞著科舉考試這根指揮棒轉，服務於科舉考試，科舉成了明代學校教育的核心，科舉與學校已一體化。朱元璋憑借這個為科舉服務的三級官學體係培養出了合乎己意，具有儒家世界觀，絕對忠於朱明王朝的大批官員，形成了社會的長治久安，使其統治綿延近三百年。朱元璋人才觀念的轉變，重開科舉之目的，全在學校與科舉的一體化中得到完美體現。
第一節 與科舉一體化的學校成為向士子
灌輸儒家思想的最重要場地
朱元璋重開科舉之目的，就是要以之為工具，通過科舉，將儒家正統的倫理道德觀即程朱理學根植於士子心中，這個目的，主要就是在學校中完成的。
程朱理學以其三綱五常的封建倫理道德觀成為維護封建秩序的最好工具，故為宋元統治者所欣賞，也為明代統治者大力奉行。
理學興起於北宋中葉，至南宋由朱熹集其大成，但在兩宋的大部分時間裏它並非統治思想，南宋中葉韓侂胄當權時甚至將它視為“偽學”而加以查禁。南宋末年理宗當權，朱熹的《四書集注》才被立於官學，科舉考試才允許用朱注。不過此時，程朱理學隻列為被科舉考試允許采用的諸家學說之一，並非“獨尊”。但自北宋以後，理學在士大夫中逐漸取得了實際上的優勢。至金、宋之末，南北士大夫基本理學化了。
至元代初期，名儒竇默、趙複、姚樞、許衡、吳澄等人，都是理學大師。加上此時科舉停廢，列入科舉考試的其他諸家傳注漸漸消寂，隻有理學因許多名家猶在，故形成一枝獨秀的局麵。至延祐重開科舉時，因元仁宗深受過理學之熏陶，元代重開科舉，理學很自然地定為獨尊。
元科舉第一場考“經義”，主要從朱熹傳注的《四書》出題，闡述則規定必須遵循程、朱注疏：《詩經》必遵朱熹的《詩集傳》，《易經》遵程、朱之說，《尚書》以朱熹門徒蔡沈的《書集傳》為主，《春秋》以程頤私淑弟子胡安國之說為主。這樣，《五經》中除《禮記》（以及《周禮》、《儀禮》）仍用古注疏以外，其餘四經全部納入程朱理學的勢力範圍。
宋代理學興起，取代漢儒對經典呆板的章句注疏，本有著曆史的必然性、合理性，然而理學一旦獨尊，定為科舉取士的準則，本身也會僵化凝固，成為用章句注疏來控製士人思想的工具。“經說萃於一家，按其形模而出焉，不敢自異也。有司守固陋而程試之”。（袁桷：《新安程子見三書圖訓序》。）元代科場對獨尊程朱的規定十分嚴格，“非程朱之說不試於有司”（歐陽玄：《圭齋集·趙鼎祠堂記》。）。延祐七年（1320年），馮冀翁參加鄉試，頭場經義在《春秋》題中所述與胡安國小有差異，即被黜落，盡管馮的第二場古賦十分出色，歐陽玄等謄之為“如太華峰尖忽見秋隼”，極力保薦，仍然被黜。
朱元璋正是從元代所為看出了在科舉考試中獨尊程朱對控製士子思想，造就忠誠於朱明王朝人才的巨大作用，也在科舉考試中采用以八股經義的寫作來檢驗士子對儒家經典掌握的正確程度，以決定其是否中式。他規定八股製義的題目必從《四書》、《五經》中選取，對題旨的闡發必須恪遵傳注，還獨創寫作時要入口氣代聖賢立言的辦法，使科舉考試緊緊地捆綁到了程朱理學之上。
為了調動士子們攻讀、揣摩《四書》、《五經》的積極性，朱元璋又誘之以官、祿、利，製訂了“非科舉者毋得與官”的政策，你要中科舉，就非得讀好《四書》、《五經》不可。這樣，在利益的驅動下，士子們便自覺自願地去攻讀儒家經典。在朱元璋的規劃之下，士子們學習熟研儒家經典的過程，主要是在三級官校中完成的。
朱元璋在開科舉之前，就把熟讀儒家經典作為了各級官學的主要必修課程。
（洪武二年）十月辛卯，詔天下郡縣學者專治一經，以禮、樂、射、禦、書、數設科分教，務求實材，奸頑不率者黜之。（黃佐：《南雍誌》卷一，《事紀》。）
《五經》中選治一經，這是國子學和地方府、州、縣學的主要課程。到重開科舉的前夜，朱元璋已考慮透徹，知道《四書》、《五經》對教化士子，控製其思想，塑造其靈魂的作用，便又頒令，加強學習。史載：
洪武十四年三月辛醜，頒《五經》、《四書》於北方學校。上謂廷臣日：“道之不明由教之不行也。夫《五經》載聖人之道者也，譬之菽粟布帛家不可無，人非菽粟布帛則無以為衣食，非《五經》、《四書》則無由知道理。北方自喪亂以來，經籍殘缺，學者雖有美質，無所講明，何由知道？今以《五經》、《四書》頒賜之，使其講習。夫君子而知學則道興，小人而知學則俗美，他日收效，亦必本於此也。”（《明太祖實錄》卷一百三十六。）
朱元璋講這番話的用心在於對儒家經學的重要性進行闡述，其核心意義則在於為明代學校教育乃至此後的科舉考試做了總的原則性規範，即學校教育和科舉選官必須首重經學。
朱元璋還規定學校裏“非《五經》、《四書》不讀，非濂、洛、關、閩之學不講”的方針。李東陽也指出，在明代官學中，“非孔孟之學不講，非堯舜之道不求，非皋、夔、伊、傅之功業不言。誌孚氣感，上求而下應，取之乎筆劄文字之間，而得其精神心術之妙”（李東陽：《文前稿》卷之六，《應天府鄉試錄序》。）。
朱元璋的子孫們也深知程朱理學對鞏固其統治的重要性，不時強調學校要注重對《四書》、《五經》的學習，特別是明成祖朱棣對其父的用心更是心知肚明，專門叫大臣們編纂了獨尊程朱的《五經四書大全》，“成祖頒行天下，尊為取士之製”。史載：
永樂十五年三月乙未，頒《五經四書》、《性理大全》書於六部，並與兩京國子監及天下郡縣學。
為此，朱棣告誡群臣說：“此書，學者之根本，而聖賢精義悉具矣。”並申明：
如今之學者，得此書而不勉力，是自棄也。爾禮部其以朕意曉諭天下學者，令盡心講明，毋徒視為具文也。（《明太宗實錄》卷一百八十六。）
在學校科舉一體化的客觀現實中，士子們若不認真研習儒家經書，就與科舉無緣，就會自絕於官場，也自絕於利、祿。士子們有幾個人會願落個如此下場呢？“科舉必由學校，而學校起家可不由科舉”這項天才的巧妙設計，將全國各級學校的學生統統驅趕至認真攻讀研習儒家經典的道路上去了。因為無論是由科舉入仕還是由學校起家，《四書》、《五經》都是必考的內容，八股製義的寫作都是衡量其學習好壞的標準。
明代學校給學生學好儒家經典，以樹立正統的儒家世界觀創造了良好的條件。在這裏，聘有名師、宿儒。朱元璋在大力興辦地方學校時明確指示郡縣設學必須以“禮延師儒，教授生徒，以講論聖道，使人日漸月化，以複先王之舊，以革汙染之習”為要務，故洪武年間對學校教官的選拔和考核也甚為嚴格，史載：
洪武十五年冬十月戊子，上諭禮部臣曰：“學官所以造就人材，模範後進，非老成篤學之士，莫宜居是。”其令各按察司精考儒學官，不通經術者，送吏部別用。其有通經術，能文章，滯於下僚者，悉以名聞。（《明太祖實錄》卷一百四十九。）
洪武之後，特別是明代中葉之後，因地方學校教官位卑俸少，是冷官，除一個府學教授位居九品，年俸六十石外，其餘均為未入流之官，地位收入更低，因此士子都不願當教官。但在這種條件下，所選教官仍為老成宿學，起碼也是一個號稱為“老明經”，對儒家經典爛熟於胸，經過多層考試篩選出來的老貢生。這些人為學生們講經批文，釋難解惑，才學綽綽有餘，有助於學生對儒家經典精髓的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