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譚旭東
在網上認識周偉時間不長，陸續地在報刊上讀到過他許多充滿鄉土氣息的散文，讀後覺得一股清風撲麵而來，憑我的閱讀經驗，這是一批很值得重視，也頗具藝術追求的散文。近年來，散文創作屢屢為人詬病，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矯情和充滿匠氣，裝腔作勢，缺乏真性情、真情感和真實的生命的體驗。
前些日，散文作家彭學明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了一篇批評文章，他準確地診斷了當前散文的病狀，其中有一段話可以說直中散文的要害。他認為當前散文的第一個問題就是作者的創作角色錯位。他說：“當下，有的散文作者把自己當專家學者、當導師牧師、當思想家，就是不把自己當散文家。把自己當專家學者的，總想在散文裏放一些學術知識和信息量，比如曆史、人文等，好像這樣才既顯得自己博學多才，又顯得作品厚重。結果是生搬硬套，生拉硬扯，生吞活剝。文字又冷又硬，行文又僵又死，內容又粗又糙，情感又虛又假。寫自然風光的，往往賣的是導遊圖；寫思想哲理的，往往上的是政治課；寫曆史文化的，往往開的是文史館；寫日常生活的，往往記的是流水賬；而寫時代現實的，往往喊的是大口號。把自己當導師牧師的，總把讀者當學生和教徒。他們總想在散文裏給你傳經布道。於是，他變得喋喋不休，誇誇其談。想把人的一生都難弄明白的道理，都在一篇散文裏給你講完。遺憾的是，這些道理往往他自己都弄不明白，卻試圖給讀者灌輸，灌輸的結果是，讀者被灌暈了。把自己當思想家的，總會在散文裏談黑格爾、談孔夫子，談宗教、談禪意，談天文、談地理，談哲學、談人生。其知識無所不包，其思想無處不在。問題是，不少散文作者不是哲人，沒有思想，他們的作品也就注定了假大空。”
我很讚同彭學明的觀點，散文很難被廣大讀者接受，甚至讓讀者覺得無足輕重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恐怕就是散文作家的藝術定位不準，散文本來是筆隨心走的性情文字，但在很多作家筆下卻變了味，很多散文不像是靈魂的情感的文字，而變成了知識拚貼或文化拚盤，甚至是一些故作高深的假哲學……一句話，裏麵什麼都有，就是沒有真切的人生經驗和真誠的情感。
很高興的是，周偉散文一反當下散文界那種矯揉造作、虛情假意和文化噱頭的媚態，富有詩意地表現了他在鄉村裏成長與生活的真實感人的體驗，讓讀者享受了一次美好的閱讀。具體說來，周偉散文有三個方麵值得散文創作界學習：
一是從個體生命經驗出發。這是周偉散文的感人之處。周偉的散文，幾乎每一篇都和他的鄉村生活有關，都是圍繞他生活的村莊和認識的鄉土人物來寫的。比如，《鄉村女人的風景》裏的“七娘”“娥姐”和“蘭嬸”，還有《鄉村男人》裏的“五伯”“瘸叔”和“得福老漢”等，有的是作家家族的人，有的是作家村子裏的人，他們的人生經曆有的平淡，有的波瀾，但他們的愛情、家庭和命運，都充滿著鄉土人與生俱來的宿命色彩。在講述這些鄉村男人和女人的命運時，作家有時用童年的視角，有的則是從一個縣城裏的半鄉土半都市人的視角，來回憶或觀察的，作家都盡可能活生生地呈現著這些鄉土人的群體性的經驗。還有《鄉村孩子的日記》雖然寫的不是作家自我，但從他的兒童視角裏，我們也看到了作家所熟悉的鄉村孩子的生存境遇。而《生命的秧田》和《杉溏物誌》等，既是作家童年生活的印記，也是一代鄉村人的生命體驗。一位優秀的作家在寫作時都是很重視提煉自己的個人經驗的，都很忠實於自己的生活。個人經驗，某種意義上可以說也是群體的經驗，因為生命個體不可能是純粹的超然物外的個體，他身處人群，屬於特定的文化範疇，而且也可能代表某種具有地域性的文化。特別是周偉筆下的鄉村人的命運，更加具有群體性和普遍性。可以說，周偉用散文表達了自己的生命經驗的同時，也表現了湘西南鄉村文化的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