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剛
2006年9月，瑞典舉行了四年一度的大選，由4個政黨組成的中右聯盟獲勝並組成新政府。可沒想到，新內閣組建剛剛十幾天，就有兩位大臣引咎辭職。原因之一是兩人犯了一個相同的錯誤，即多年前漏繳電視費的問題被媒體曝光。
電視費是個什麼東西？根據瑞典法律規定，擁有電視機的家庭須繳納一年約合200美元的公共電視收視費。這筆錢主要用於發展瑞典的文化事業。
瑞典人繳納電視費基本上是靠自覺，因為這不像有線電視，交了費才能開通。在瑞典看電視，隻要接上線就能收看，即便你沒繳電視費，也沒有人會斷了你的線路。筆者在瑞典學習時，有不少中國留學生都有電視機，大多是撿來的，但個個都能看，當然，他們大多也不繳電視費。
不過，瑞典的普通家庭一般都會主動繳納這筆錢的，因為電視機已經成為最基本的家庭用品，如果不繳這筆錢，就會有偷稅、漏稅之嫌。記得我當時的房東諾迪魯斯就有一台舊彩電，可他眼睛不好，常常是以收音機取代電視機。有一天，他告訴我，不看電視還要繳費，不合算，他打算把電視機捐給慈善機構。第二天，他停繳了電視費。可誰料到，停繳沒幾天，突然就有了重要節目，記得是東德與西德合並儀式的實況轉播。
諾迪魯斯是從匈牙利來的移民，這件事對他來說自然十分重要。那天下午，他後悔地直說：“這個季度的電視費真不該停繳。”我覺得他傻得有點兒可笑，便對他說，事情很簡單，隻要接上線，就可以收看。今晚看了，明天不看不就完了。根本不可能那麼巧，剛好就有人來檢查。他聽了這話，睜大了眼睛瞪著我，半天沒說話，那樣子就好像是我讓他去幹什麼天大的壞事。那一晚，他硬是聽了幾個小時的收音機。
時間一長，我對諾迪魯斯對法律充滿敬畏感的處事方式也就不覺得奇怪了。有一次，我和他坐小火車去斯德哥爾摩附近的小城。小火車一般有兩三節車廂，有一節為持月票者專用，門口掛著個紅牌子“本節車廂沒有檢票員，為持月票乘客專用”。
通常，瑞典人都會自覺遵守規定。但那天因為時間緊，我和他沒買票就先上了車，準備在車上補票。可沒想到，一著急上了月票乘客專用車廂。諾迪魯斯看到“月票專用”牌子，立即在我耳旁小聲地說：“糟糕，糟糕，我們上錯了車。”看他說話的神情，跟做了什麼見不得人的事似的。到了下一站，他拉著我下車，飛快換到另外一節車廂，主動補了票。
諾迪魯斯的不同還在於，他不僅僅是一個遵紀守法的公民，還是一個能夠主動維護法紀的公民。有一次，他和我去圖書館還書，忽然看到有輛汽車停在殘疾人專用的停車位上，可車上卻下來一個小夥子，跑進了圖書館。諾迪魯斯很生氣，嘟囔著就走了過去。當他看到那輛車上並沒有帶“殘疾人證明”，幹脆就筆直地站在那兒不走了，那模樣兒就像是在值勤的警察。
不大一會兒，小夥子跑了出來，諾迪魯斯立即上前和他理論。他教育那小夥子說：“這是殘疾人的停車位，你不應停在這裏。”小夥子似乎是見慣了這號愛管閑事的人物，一邊點著頭，一邊趕緊鑽進汽車，一溜煙地跑了。可諾迪魯斯還是一副不肯善罷甘休的樣子，指著遠去的汽車喊道：“這是要罰款的！”
也許，聽我講了諾迪魯斯的幾個段子，大家就會或多或少地理解，瑞典人為什麼會死死揪住繳電視費這樣的小問題大做文章。在一個視法紀為生命，而又少有特權的社會，遵紀守法的公民是無法容忍任何人無視法規的舉止的，當然，也無法信任有過這樣“前科”的人來當他們的領導人。
瑞典新政府成員的醜聞被曝光後，也有一些人感到惋惜。他們認為，這兩位大臣因十幾年前的錯誤而辭職，特別是其中一位還“才貌雙全”，對瑞典來說這簡直就是一個重大的政治損失。但是，斯德哥爾摩大學政治學教授尼爾森卻說了這樣一段話，頗能代表主流民意：“作為政府公務人員，其操守必須成為楷模。甚至民眾要求他們‘一塵不染’，也不為過。”
用更通俗一點的話來說，正是像諾迪魯斯這樣自己嚴格守法且又愛多管閑事的公民“造就”了一塵不染的“清官”，使他們必須百分之百地檢點。因為，即便是微不足道的瑕疵，即便是陳年的老賬，他們也不會放過，也要翻出來折騰一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