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莉去接她表妹，伯素和爸爸在原地等。火車站到處是學生，大包小包，熙來攘往。在這接踵擦肩之間，伯素才感覺到自己的渺小。他仔細的瞧了瞧，發現很少有穿西裝的，大部分都是牛仔褲加T恤，把人襯托的甚是瀟灑。伯素不自然的晃了晃身體，仿佛要把這身西裝晃掉。他感覺所有人都在注視自己，注視著裹著一件西裝的自己，仿佛還在竊竊私語：“看，農村來的。”這讓他感到渾身刺癢，索性把西裝脫了抓在手裏。
張莉終於過來了，帶著兩個人，一男一女。“這是我表妹，叫李娟。這是她哥，來送她上學。”李娟個子不低，大概有1米66，看著比伯素還高，不過模樣一般，尤其是當她衝著伯素一笑時，登時嚇了他一跳，“好黃的牙。”伯素暗想。隻見她滿口黃牙，看來不是昨天晚上或者今天早上沒有刷牙的緣故，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全部牙黃也非一日不刷之故。伯素也衝她一笑，但是沒敢把牙露出來。李娟倒是很健談，先是問伯素什麼專業，聽他說是“信息管理與信息係統專業”後，告訴他她是英語專業。這讓伯素肅然起敬，他最頭疼的就是英語了。很奇怪，初中的時候，伯素的英語成績很好，可是說每次考試閉著眼睛都能考90分以上。到了高中，伯素的英語成績卻每況愈下，最後到了能及格就能開心好幾天的地步。他的英語老師告訴他說：“剛直的英語是癌症晚期，你的也好不到哪去，至少也是癌症。”剛直是他哥們兒，英語根本沒有及格過，這就如同跟臭棋簍子下棋，隻能越下越臭，這兩個人在一起，英語自然越來越臭，簡直臭不可聞！英語老師的話讓伯素徹底死了心，再沒有學好英語的動力。中國的老師最蠢，鼓勵學生一點不會，摧殘起來卻是得心應手。
今天突然碰見一個英語專業的女生，讓伯素很汗顏。不敢直視李娟，隻能眼睛看向別處。廣場上基本上全是大學新生和他們的父母，大多是父母提著大包小包，孩子們輕輕鬆鬆的跟著。這情景倒是讓他想起了爸爸給他講過的一件事。伯素的爺爺弟兄兩個，卻生了6個男孩兒、5個女孩兒，卻並未分家另過，仍然是“一個鍋裏攪馬勺”。所謂物以稀為貴，多了就不稀罕了。這個家庭裏什麼都稀罕，就是孩子不稀罕。伯素的爸爸15、6歲那年，跟比他大3天的叔伯兒哥哥到滎州賣粉條。那個年代，家家口糧不夠吃，何況是這樣一個幾個半大小夥子的家庭。所以家裏就需要幹些副業，比如把自家產的粉條弄到城裏去賣，換來錢貼補家用。兩個孩子在農曆11月份的一天，天不亮就拉著架子車出發了，架子車上全是粉條。他倆要把粉條拉到80公裏外的城市去賣。那個年代的冬天，出奇的冷，一進入陰曆10月，家家開始收紅薯，收完紅薯，開始磨，磨完還要加工成粉芡。紅薯從田地裏運回家，先洗淨，然後磨成紅薯渣，之後要從渣裏洗出粉芡，粉芡再做成粉條。洗粉芡的過程是這樣的：要有一個大池子，大池子上吊著一個用尼龍繩編織成的全是小窟窿眼兒的“過細單”，如同紗窗。過細單四角掛起，成一個兜狀，將紅薯渣倒進過細單裏，然後加水衝，邊衝邊晃，讓兜裏的水慢慢的流進大池子裏。人晃單的時候要使勁，這樣才能保證紅薯渣裏的粉芡能更充分的融入水中流到池子裏。這個時候一般是男人、女人、大人、小孩齊上陣，挖渣的挖渣、端渣的端渣、晃單的晃單、倒水的倒水，分工明確，忙而不亂。晃單的工作一般是在晚上，因為白天要鋤紅薯和磨紅薯。白天拿鋤頭從地裏扒出來上千斤的紅薯，用牲口拉回家，磨了之後基本上天已向晚，簡單吃點晚飯就得開始晃單。這個時侯人與牲口沒有分別，有的隻是公牲口和母牲口，或者是大牲口和小牲口之分。所有的紅薯渣都要經曆上述的過程，獻出粉芡，而自己卻成了垃圾，被扔在一邊，等著去填豬的肚子。做完這一切，一般已經時至深夜，一家人帶著難以容忍的疲倦倒頭便睡，第二天還要早早起床，重複著前一天的過程。這個過程是疲倦的重複，這樣的生活在中國的農村上演了幾千年。挖出來的粉芡，晾曬之後還要再過一遍“細”。所謂“過細”是用窟窿眼兒更小的“過細單”，目的是把更多的雜質過濾出來，留下精粉芡。過完“細”，還要拿硫磺熏，為了讓粉芡更白。其實這時候的粉芡已經可以賣了，但是價格不高，如果想讓它的價格更高，還需要做成粉條。做成的粉條白天曬晚上凍，以保證粉條更勁道。整個過程要從陰曆10月持續到11月中旬。粉條做好大部分要賣掉。沾滿了自己心血和汗水的東西自己不舍得吃或者吃最次的，大部分和最好的卻拿給別人去吃，這就是中國的農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