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當局如何麵對中日東海爭端
世界態勢
作者：弋勝
隨著以釣魚島為焦點的中日東海爭端持續升溫，台灣當局在美日、大陸和島內等多重力道作用下，扮演著微妙而尷尬的角色。
尋求平衡 不斷搖擺 逐步後退
台灣當局從自身利益出發，對中日東海爭端的政策態度可分為三個階段：
以2012年8月拋出“東海和平倡議”為標誌，反應高調，搶先發聲。2012年3月起，日本在我國釣魚島上演了“命名”、“購島”和“國有化”等鬧劇，試圖強化其所謂的“主權”宣示和控守態勢。馬英九對此多次宣示“對釣魚島主權絕對不會讓步”，一時間獲得了島內主流民意的肯定，並使主張“棄釣”的“台獨”勢力明顯失分。2012年8月，馬英九拋出“東海和平倡議”，稱從曆史、地理、地質、國際法等角度看，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是“台灣的屬島，中華民國的固有領土”，且“現行的行政區劃屬於台灣省宜蘭縣頭城鎮大溪裏”。台處理釣魚島爭議的原則是“主權在我、擱置爭議、和平互惠、共同開發”，試圖強化台灣在東海區域議題上的話語權和能見度。
以2013年4月簽署“台日漁業協定”為標誌，台灣當局開始變調，尋機退場。台灣當局既不敢違背“保釣”的主流民意，又不願放棄在台日關係上患得患失的立場，給日本利誘台灣、離間兩岸提供了契機。2012年11月，日台開始第17輪漁業談判。2013年4月，台日簽署“漁業協定”，劃定北緯27度以南，衝繩縣石垣島、宮古島以北為“協議使用海域”，台灣漁民在此區域可自由作業，但不得進入釣魚島12海裏以內作業。日本政府以損失少量“漁權”，變相宣示了對釣魚島的“主權”，阻止兩岸聯合保釣的目的基本實現。而台灣當局相關“主權”宣示明顯減少甚至趨於沉寂。
以2013年11月回應我劃設東海防空識別區為標誌，態度低調，避免選邊。2013年11月23日，中國政府發表聲明，宣布劃設東海防空識別區，台灣當局總體比較低調和克製。馬英九稱，“大陸防空識別區不涉領空問題，更與領土等主權無關”，呼籲“依照東海和平倡議架構，以自我克製、不升高對立，以及擱置爭議、尋求和平解決爭端原則來解決問題”；兩岸防空識別區有2.3萬平方公裏的重疊，“這個將來也不能排除是兩岸要協商的一個問題”。當前台灣當局不具備介入東海衝突的實力，也沒有涉足複雜棘手問題的精力，不願卷入紛爭，不願選邊站隊。
綜觀近兩年來台灣當局對中日東海爭端的政策態度，可以看出其在政策上尋求平衡、不斷搖擺、逐步後退的特點。一是從主動宣示轉向被動式回應：拋出“東海和平倡議”時信心滿滿，簽署“台日漁業協定”時甘願上鉤，對我劃設東海防空識別區則明顯地不情願表態。二是從明確主張轉向模糊化論述：“東海和平倡議”提出“主權在我”，台日漁業談判變成“擱置主權”，對我劃設東海防空識別區則幹脆說“不涉主權”。三是從固守立場轉向選擇性發聲：為了迎合美日、大陸及島內的不同期待，不敢過度地向某一方傾斜，而是麵對特定對象有多套說辭。
幻想左右逢源
在大陸與美日戰略競爭態勢明顯的情況下，台灣當局在中日東海爭端中越來越“失位”和“失語”，甚至過多慮及美日需求。
由於政治互信不足，台灣當局不願兩岸聯手保釣。台灣當局想要提振島內經濟、鞏固執政地位，必須借重和依靠大陸，處理東海事務時也盡量避免衝擊兩岸關係的和平發展大局。但是，兩岸存在根本性矛盾分歧，台灣當局擔心與大陸走得過近會喪失所謂“台灣主體性”，不願在敏感和熱點問題上進行實質性合作，甚至刻意與大陸劃清界線。馬英九拋出“東海和平倡議”，既對日本控島行動產生一定牽製，又夾雜所謂“中華民國”法律地位的難題。簽署“台日漁業協定”，更是將“漁權”置於“主權”之上，將一島小利置於民族大義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