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那些無法接受新思想的科學家所發表的批評，愛因斯坦並不覺得煩惱。他知道，創立新理論的人多少都會遭到批評和質疑。對許多物理學家來說，還需要很長的一段時間，他們才會習慣接受他的新宇宙觀。學者及教會人士以前就曾譴責、否定過哥白尼和伽利略。愛因斯坦認為，他本人也可以等待，直到被所有的人接納為止。有人告訴他，物理學家馬赫——愛因斯坦曾以他的學說為基礎，進行多項研究工作——曾激烈批評他最近的學說，愛因斯坦唯一的回答是：“那是因為他已經老了。”
對於那些對他進行非科學性攻擊的人，他往往沒有太大的耐心，有一次愛因斯坦博士參加一項他也是主講之一的柏林會議，竟然需要動用警察來保護，這真是令人難過的事。愛因斯坦在答複對他個人所作的一項最嚴厲的人身攻擊時，僅僅說，這種攻擊不值得回答，因為就科學來說，這項爭論並不具有任何科學意義。
許多科學家憎恨愛因斯坦既是一個猶太人，又是一個和平主義者。這類攻擊深深傷害了愛因斯坦，他一直希望德國人能消除好戰的思想，因為德國皇帝已經流亡國外，德國現在已是一個共和國，愛因斯坦認為現在可以恢複以前所放棄的德國國籍了。他所出生的這塊土地因為戰爭的摧殘，已經變得殘破而窮苦。身為德國公民，愛因斯坦利用他與日俱增的聲名，多少可以恢複祖國日漸衰落的榮耀。跟其他自由派人士一樣，他把希望寄托在新領袖身上。但他知道，在失敗而貧苦的人民當中，正激蕩著一股怨恨而絕望的暗流。“我的情況，”他說，“就像是正躺在一張漂亮的床鋪上，但備受臭蟲的折磨。”
他的名氣迅速傳播到德國以外的地區。當“相對論”的新聞成為柏林報紙的頭條新聞時，柏林市的一位美國記者收到了紐約編輯的一封電報：“請以一千字說明這項理論，速回電。”
一位數學教授答應寫這篇說明文字，結果文章竟長達一萬八千字。這位教授堅持文章無法壓縮，於是隻好把整篇文章以電報發到紐約。紐約十幾位一流的學者企圖把它壓縮成合理的長度。不過當他們承認實在無法予以壓縮時，這位紐約的編輯也認為，這個題目擁有濃厚的趣味性，值得把它全文刊登出來。
黎波·英菲爾德曾經說過這個時期的另一個故事。他當時認為，在他服務的那個波蘭小鎮上，隻有少數幾個人對愛因斯坦本人或他的研究工作有興趣。但由於他本人是個物理學家，對於這個項目極感興趣，於是他宣布說，他將就“相對論”公開發表一次演說。結果卻出乎他的意料，站在冬天寒風中等待演講廳開門的人實在太多，有關部門隻好開放鎮上最大的體育館，以便容納這些聽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