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京官收支的畸形結構
古代吏治
作者：張宏傑
清代京官收支結構的第一個特點，是京官、外官收入不平衡，京官正式收入與支出完全脫節，收入大約隻能滿足支出的三分之一。
明代知縣收入折合2996斤米，是中國曆史上最低的水平。清沿明製，文官俸銀標準水平很低。雍正年間進行的外官養廉銀改革，使外官薪俸水平幾十上百倍地增長。如果以正俸為基數，總督收入增長了84～129倍，知府增長了10～38倍。這次改革一度基本解決了外官的收支不平衡，但卻形成了京官與外官收入的“外重內輕”。知縣的合法收入比翰林院檢討的薪俸收入高出5～27倍。
特別是清代中後期通貨膨脹之後，京官收入與支出更是完全脫節。張之洞在《請加翰林科道津貼片》為京官們算賬說：“計京官用度，即十分刻苦，日須一金。歲有三百餘金，始能勉強自給。”也就是說，普通京官，一年財政赤字通常近二百兩。
清代京官的收支結構的特點之二，是公費過低，幾等於無。
正常的財政體係中，官員薪俸與公費即辦公經費應該是分開的。雍正年間的養廉銀改革，解決的就是地方官員的因公開支壓力。然而京官卻仍然麵臨著支出嚴重公私不分的問題。京官的許多開支比如官服、文具、交通費及部分仆役及應酬支出，都是因供職需要產生，卻皆須自理。同時各衙門胥吏、仆役的正式薪餉都極為低微，需京官用自己的收入加以補助，形成了逢年過節官員須給予衙門內基層辦事人員賞錢的慣例。這些支出每年數額不菲。然而，朝廷規定的京官公費標準低得與實際需要相比幾如杯水車薪。身居一品的內閣大學士和各部尚書，僅“月支公費銀五兩”，曾國藩這樣的普通的從七品京官，一年的公費才10.71兩，不過是正俸的24%。雖然在實際運轉中中央各衙門滋生出飯食銀等補貼，但除戶部外，大部分衙門的補貼並不能完全滿足官員的因公支出需要。
京官薪俸體係的第三個特點是京官間收入的巨大不平衡性。
整體上來講，京官灰色收入空間遠小於地方官。京官之中除了部分權臣及內務府、戶部等個別部門外，很少會產生貪官，蓋貪無可貪也。因此近代以來論及嘉道之際官員腐敗問題的文字中所舉實例，都是地方官員，基本不及京官。
但是少數可以尋租的部門腐敗也十分嚴重。和地方上一樣，清代六部中的一些部門也貪風橫行。“部費”並非戶部獨有，而是清代六部吏治腐敗中的一個普遍現象。吏部主管官員的任免、升降、調補、處分等事務，刑部主管刑名案件，工部主管建築、工程，兵部主管軍需物品的采購和監製、修築城牆等事宜，所有這些過程都有部費，當然名目不一，除“部費”外，還有“講分頭”、“打點”、“照應”、“招呼”、“斡旋”等叫法。
按時人記載，這些巨大的賄賂多由經手的書吏貪占。他們“手眼絕大，竟可顛倒是非”。何剛德說：“以吏部論，領憑有費，領照有費，引見亦有費，或數兩，或百數十兩，恍惚亦有一定規矩。而最重者，則卓異引見道府，竟有至三百六十、二百四十者。……吏所得以索費者，則有故意遲延之一法。何謂之遲延？蓋補缺須用題本，題本須經內閣吏科轉折，閣科磨勘，稍有滿漢文錯誤，即駁回另換。一換再換，便耽擱數月去矣。外官情急，補缺遂有按缺分花錢之舉，多有至數百金者。一花錢便不錯，不錯則核準便速，此所以顯其神通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