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時代變化給傳統尺牘帶來的危機
以破舊立新為典型特征的五四新文化運動，對傳統文化進行了全麵的解構，古代文人尺牘也開始麵臨新的挑戰，其文化內涵發生了極大的改變，具體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麵：
第一，書儀的簡化。尺牘是最能體現社會生活中人際關係的書麵文字，封建時代的等級禮儀製度曆來滲透其中。尺牘書寫中這些用以體現人際尊卑差別、等級高低的各種規範被稱之為書儀，如平闕、側書等等。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政府，五四精神動搖了封建文化的根基，王綱解鈕，君臣不再，封建王朝的覆滅結束了人際間尊卑森嚴的等級製度，絕對的平等與民主雖屬奢望，但人與人之間的等級差別已經很大程度地在縮小。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尺牘中用來體現這種森嚴等級的書儀也就成了無源之水，如前邊提到的平闕製度中的多抬現象就從此銷聲匿跡了。然而，人際等級差別的弱化在改變古代尺牘書儀的同時，也改變了其書寫中沿襲的長短行形製。去除平闕，長短行最終為低兩格的自然段所替代，解除分級抬頭的束縛，提高了書寫速度，但另一方麵，古代尺牘參差錯落的書法形式美也就成了明日黃花。
第二，工具的更新。如果說人際尊卑的淡化消散了文人尺牘的形式美，書寫工具的變革可謂是對尺牘書法藝術的釜底抽薪。毛筆已經完成了它的曆史使命，代之而起的是更方便更快捷的自來水筆，此恰如餘秋雨在其《筆墨祭》中的論斷：“‘五四’鬥士們自己也使用毛筆，但他們是用毛筆在呼喚著鋼筆文化。”然而這種呼喚是要付出極大代價的，原因正在於鬥士自己使用的是毛筆。對他們而言，改變的不僅僅是書寫工具，更是一種文化的興替，曆代文人耿耿於懷的生活性書法，隨著用筆的簡捷化而提升為專門藝術；以前文人尺牘使用的花箋宣紙也開始為各種機製的公文用箋所替代，於是，造就尺牘藝術美的書法藝術亦開始淪落。“跡乃含情，言唯敘事”。的文人尺牘隻剩下了單項的敘事特征，“尺牘疏書，千裏麵目”的書法如麵傳情功能大大地減弱了。
第三，語言的變革。書儀的簡化和毛筆的落伍還隻是外在因素，白話文運動更是給包括書信在內各類文章的語言帶來了天翻地覆的變化，文人尺牘從內容到形式均開始發生改變。“我手寫我口”真正成為時尚，紙上的就是心上的，不再有隻具形式意義的繁文縟節；書麵的即是口語的，正所謂明白如話。語言的解放為尺牘的寫作增添了無盡活力，以前陳陳相因的古文程式化套語逐漸被遺棄，後世的人們要想對其有所了解，就得查找專門的工具書了。代之《秋水軒尺牘》、《雪鴻軒尺牘》而起的，各類指導白話書信寫作的新書儀之作如雨後春筍般湧現。如《新體啟蒙尺牘》、《白話學生尺牘》、《初等學生尺牘》、《最新普通商務應用尺牘》、《白話商業尺牘》等等，但它們隻是沿襲“尺牘”的名稱，而與以往的尺牘不能同日而語了。
2.現代文人的書信情結
五四時期的文人書信，從行文書儀到書寫工具再到文本語言俱發生變革，供文人把玩於書房案頭的精美尺牘日益淡出人們的視野。魯迅即痛感尺牘之漸趨消亡：“顧迫於時會，苓落將始，吾修好事，亦多杞憂。”他與鄭振鐸編印《北平箋譜》並親自作序，以保存文人用箋這一藝術珍品。從1933年2月5日提出倡議到1934年12月27日感慨箋譜漲價共在38封致西諦先生的信中談及此事，足見魯迅對其重視程度，而初版的一百部很快被搶購一空正說明當時文人對即將逝去的傳統文化的留戀與難以割舍，後來二人又合作翻刻《十竹齋箋譜》。至於魯迅自己對精致信箋的喜愛，日本學者阿部幸夫先生的《魯迅書簡和詩箋》即為這方麵的專著，此不贅論。周作人亦喜用自製箋，並把自己製作的箋紙作為禮物送人。如今我們翻閱這些文人的書信手稿，仍然會一次次地驚歎於其信箋的精美，感動於他們細膩雅致的文人情懷。現代文人癡迷執著於尺牘精湛的書法藝術，因為“二王”的經典便成就於尺牘，一手漂亮的毛筆字本身即是文人身份的標誌。魯迅在他的《論毛筆之類》中也曾大讚水筆的方便快捷，然而又覺得“改造自己，總比禁止別人來得難”。周作人也說“我寫字多用毛筆，這也是我落伍之一，但是習慣了不能改，隻好就用下去”，而他的學生廢名甚至寫英文也用毛筆。五四文人在呼喚鋼筆文化的同時，又是如此眷戀那永遠散發著墨香的竹管羊毫。
現代文人難以自拔於古代尺牘精練的語言，如林語堂認為作書信，語錄體要勝於白話：“蓋語錄體可簡練如文言，質樸可如白話，有白話之爽利，無白話之嚕蘇。”並舉例說：“一人修書，不用‘示悉’，而曰‘你的芳函接到了’，不曰‘至感’‘歉甚’，而曰‘很感謝你’‘非常慚愧’，便是嚕哩嚕蘇，文章不經濟。”錢玄同1928年4月7日反對在信末署名後而加上“鞠躬”、“拜”和“頓首”等與新的實際生活情況不符的因襲字樣，主張應與“甲子”、“乙醜”等紀年字樣一起“捆送博物院中”去。但他在1939年1月14日寫給周作人的一封信中，於信末署名“弟師黃”之下，卻用了“再拜”兩個字，這大概也是對尺牘傳統的一種回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