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廣場
作者：張平宜
我做過12年記者，從1991年開始在《中國時報》跑兩岸新聞。1980年後，麻風病有突破性治療方式，許多國家將其從一級傳染病中除去，對病人不再采取隔離。正是在這個背景下，1999年我跟一個慈善團體到大陸麻風村調查采訪，第一次走進這個群體。
我以為麻風村以醫院的形式集中治療病人，他們的子女會被帶出來撫養。但12天走過四川、雲南的6個麻風村，讓我見到一輩子忘不掉的景象。
最讓我心痛的是那裏的孩子，他們沒有一個穿著像樣的衣服，很多人光著身子，身上髒得隻能看到兩顆眼珠子，眼神空洞。他們是麻風病人的子女，生在麻風村、長在麻風村，除了集體戶口外，他們沒有個別身份證。背負著麻風病人的宿命，他們走不出麻風村。沒辦法讀書，個別人隻好隱瞞身份到外地去上學。
第一眼看到當地的小學讓我很吃驚，兩間教室蓋在水塘邊，10平米的屋子擺著十多張破舊的課桌，黑板上都是洞，全校70多個學生，隻有一個老師。從1986年建立以來，這個學校十多年間沒有一個畢業生，因為老師的文化程度隻能教到四年級。我去時，這個唯一的老師也即將去賣水果。
為了籌錢，所有能想的辦法、能走的路我都去試，像義賣蠟燭、參加夢想計劃比賽、攝影大賽、出書、講演等。
2003年我從報社辭職，成立中華希望之翼服務協會，聚集起一批長期捐助的愛心人士。特別要感謝台灣一個做私立幼兒園的教育機構，幾年來捐助總計300多萬（人民幣），還有幾個企業家，是同甘共苦的好友，被我“陷害”多年。
與政府官員溝通，改變傳統觀念，這些都很難。在台灣募款時，我常會被問“為什麼要拿台灣人的錢去幫助大陸人？”而在大陸又總被認為動機不純，揭當地“家醜”。我告訴他們，救助不分地域，我看到的是人，幫助的也是人。
為建校舍，我去找過很多遍當地政府，幾乎沒有官員願意坐下來聽我講5分鍾。有時我帶著滿腔熱忱過去，他們卻在打麻將，我坐在旁邊等待，如此反複幾次，又氣又失望，發誓再也不去，但為了孩子，還是忍不住一再去求他們，因為他們的決定關乎學校的未來。
一次次要水、要電、要地、要老師，要這些東西占盡我這10年的生活，有時真覺得力氣用盡，走不下去了，我就把自己封閉在麻風村裏，隻要和孩子們在一起，就很開心，所有難過和折磨都能過去。這個過程很苦，但值得。
大營盤小學現從最初隻有1個老師、70個學生的教學點，變成有12個公派教師、300餘學生的正規小學，鄰近5個麻風村的子女都來這邊上學。大營盤小學是國內第一所建在麻風村裏的正規學校，我的第一個夢已經實現。
第二個夢是把初中建起來，目前還在奮戰中，因為一直要不到老師。兩年前政府出資蓋了3棟樓，隻要有老師就能開課，如果今年9月再要不到老師，校舍又要空一年，現在我仍在為這個事發愁。
我的第三個夢，也是最終希望，就是孩子們能走進普通人群。我讓第一批初中畢業生進入我弟弟在青島開設的工廠。
兩年裏有孩子中途走掉，最後11個人畢業，簽約成為正式職工，做得好的一個月已能拿到4000元工資。
麻風村的長輩會覺得“張阿姨是個瘋子，一個凶巴巴的女人”，因為我常到村民家裏“搶孩子”，一激動就脾氣不好，其實我很想溫柔一些。對孩子們來說，我是老師又是媽媽，也是他們的知心朋友。
我是個很笨的女人，遇到問題隻會用最笨的方法。這一路上，我陪在孩子們身邊看著他們長大，感情越深，越能看到他們最難的地方，會舍不得離開，隻有陪他們一起走才踏實。
每年我大概有一半時間在大陸，先生是個醫生，他對我說“你膽子真大”。其實我也害怕，我是個愛美的人，而且怕得病，有時在村裏被跳蚤、蚊子咬，或出濕疹，心裏會緊張。但我覺得自己在做一件有意義的事，能克服內心的恐懼。
我也帶自己的孩子去麻風村，我想這是最好的言傳身教。小兒子小學三年級第一次去那裏，背了一袋恐龍玩具，教麻風村的孩子認識各種恐龍。現在兩個兒子每年都會去做義工，我希望他們能學會與人交流，在愛自己的同時也懂得愛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