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內音樂選秀節目的思考
廣播影視評論
作者：王維煒，李耘
摘 要：在生活節奏越來越快的今天，人們越來越注重用各種娛樂方式使自己放鬆，各種媒體也意識到娛樂性欄目是最能盈利的形式之一，因此競爭也最為激烈。從綜藝節目到今天的各種選秀節目，受眾的口味變化之快令各媒體難以捉摸。有些媒體不惜使用低俗、甚至是殘忍的表演來吸引受眾。對於這些現象，研究者們提出應改變以收視率為唯一評判標準，豐富人文內涵，提高娛樂傳播水平[1]。“限娛令”頒布之後各地仿效之風大大收斂，淨化了熒屏。2012年浙江衛視的《中國好聲音》使觀眾眼前一亮，就在浙江衛視趁熱打鐵積極籌備第二季時，湖南衛視又推出了《我是歌手》，汪涵對黃綺珊說：“你把我們去年流失的觀眾又唱回來了”[2]。新一輪收視率的PK已經開始。本文是作者基於對以上兩個節目的了解進行的一點思考。
關鍵詞：娛樂節目；真人秀；《我是歌手》；《中國好聲音》
中圖分類號：I23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8122（2013）08-0093-02
娛樂是人追求快樂、緩解生存壓力的一種天性。娛樂節目是依托各種電視化手段，以滿足電視觀眾的娛樂需求為目的，對各種文藝形式進行娛樂化處理和加工，以欄目、晚會等形式予以電視視聽化的一種電視節目類型。按照演變曆程分為“表演”“遊戲”“益智”“真人秀”[3]。而“真人秀”是對自願參與者在規定情境中，為了預先給定的目的，按照特定的規則所進行的競爭行為的真實記錄和藝術加工[4]。 國外研究者認為它是各種節目疊加形式的拚湊，可能是電視史上最被過度“關注”的節目形式。它以一種進行式的、錯綜複雜的、頗成問題的中介關係來運行，與觀眾的日常生活相聯係，其內容從刺激到無聊，從有趣迷人到令人厭惡，但的確能吸引注意力[5]。作為最受歡迎的娛樂節目形式，在最早引進國內時令受眾產生了極大興趣，也引來媒體的激烈競爭，很多地方沒有條件也不惜模仿以吸引本地受眾參加，提高廣告收入。由於很多參加“真人秀”節目的嘉賓不具有社會責任和新聞從業的職業道德修養，是不羈的、不可預測的，因此在節目中會出現違背社會道德、倫理約束的語言和行為，通過媒體的傳播擴大了其對的社會負麵影響。重複的模式、粗糙的製作、低劣的主持很快被觀眾唾棄，2012年國家廣電總局出台“限娛令”控製各上星衛視娛樂節目的播出時間、頻次、數量及形式，有效淨化了熒屏。但同時受眾又急盼能播出令人耳目一新的娛樂節目。浙江衛視適時推出了《中國好聲音》，在2012年獨領風騷，湖南衛視緊隨其後立刻與韓國MBC電視台簽下《我是歌手》版權，以季播的方式於今年1月18日黃金檔開始播出，播出2個月來得到很好的反響。這兩檔節目似乎突破了“真人秀”節目的製作瓶頸。它們何以得到好評？下麵分析一下共同點和不同點。
一、《中國好聲音》和《我是歌手》的相同點
首先，《中國好聲音》和《我是歌手》都是以唱歌這種老幼皆宜的競爭形式策劃節目，符合真人秀節目中自願參與、競爭行為、真實記錄、規定情境、目的、規則和藝術加工這七個基本元素。唱歌這種形式有較強的大眾性，利於選秀節目長時間、大範圍鋪開。其次，這兩個節目都是從國外購買版權，而非模仿炮製。《我是歌手》節目模式源自韓國MBC電視台熱播同名綜藝節目，而《中國好聲音》的節目版權屬於荷蘭《The Voice》，開發商不僅提供節目製作寶典，連旋轉座椅的設計都做出了詳細的說明，還派出專人全程跟蹤節目製作和營銷等。由於已經是成熟的熱播節目，製作流程規範、節目精致，有效規避了收視率不高的風險。第三，兩檔節目都有很好地社會反響，不論是“草根”選手在舞台上自信的展示，還是明星為長春遇害嬰兒臨時改變參賽曲目，都令觀眾感受到人間真情，也體現了節目的公益性。毋庸諱言，節目也收到了高額的廣告回報：根據湖南台相關負責人透露的統計數據，最新一期《我是歌手》收視率達到1.16，收視份額6.38，已經躋身2013年湖南台高收視率節目之一。而在不久前結束的浙江衛視2013年廣告招標中，《中國好聲音》第二季廣告中標總額10.4億元[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