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然想到
激濁揚清
作者：陳四益
我進大學，已是58年前的事了。那時，正值“反右”之後。大學師生裏出了那麼多的“右派”，這還了得！大學應該怎麼辦，成了上上下下領導們大傷腦筋的事情。
於是，提出了“教育革命”的口號。但“命”怎麼“革”？煞費腦筋。方案提了很多，我們這些剛進大學、尚不知大學為何物的“學生”，也被發動起來提方案，什麼方案都提了出來：
有說，革命的、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識分子的最後分界，既然就在是否同工農結合，那麼大學就應該搬到工廠、農村去辦。文科去農村，理工科去工廠。
有的說，學習的目的就在於解決問題。大學就應該以社會實際生活中出現的問題作教材，學習就是解決問題。能夠解決一個問題，就是一分成績。解決的問題越多、越普遍、越深刻，成績就越好，就可以畢業。
還有的說，現在這樣的大學，隻能培養出理論與實際脫離的書呆子，應當打破。要到農村去辦黃芽菜大學、卷心菜大學。能夠把畝產提高到一萬斤、十萬斤，才叫大學。
各種非非之想，都叫“敢想敢說”，而且都有領袖的話語作依據，似乎天經地義。但想到後來，說到後來，似乎又都不可行。把幾十年行之有效的文理科教學大綱、教材體係統統打爛，勇則勇矣，可惜難行。實踐出真知，固然是問題的一個方麵，但沒有理論指導的實踐，是盲目的實踐。若不能在學習期間，掌握所學學科的基礎理論、基本知識，掌握科學研究的基本技能，即便到生產實際中去摸爬滾打，也是事倍而功半。
於是，討論的方向又轉向如何在學校培養出社會主義建設所需要的人才。譬如，我所在的中文係，便提出了“以黨校精神辦中文係”的口號。核心不再是把學校搬到哪裏去辦，而是教什麼，學什麼。
要以黨校精神辦學，靠現有的教授們似乎不行了，於是提出請市委領導兼任教授。恰巧那時主席也說了不要怕資產階級教授，黨的領導幹部也可以當教授一類話，於是學校便給市委書記柯慶施等頒發了聘書，這當然都是無產階級教授了。教授有了，教材用什麼呢？以往的文學史、語言學史，文藝理論那一套，都是資產階級教授們寫的，當然不行，但無產階級教授又沒有這些著作。
怎麼辦？有了主意：以黨的文藝政策和黨的語言政策為主要教材。文藝理論就學毛澤東的《講話》，語言學理論就學斯大林的《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似乎有了這些“理論”，隻要到實際鬥爭中去應用，批判資產階級文藝，批判文學作品中的“毒草”，批判那些反對漢字改革、反對拚音化等語言學領域的錯誤思想，就可按學生在批判鬥爭中的表現作為評斷成績的標準。
但是，問題又來了。《講話》也好，斯大林著作也好，都隻講了文藝學或語言學中的幾個一般性問題，研究中外文學和語言，如果連中外文藝學、語言學的曆史發展、作家作品、基本理論、主要著作全無所知，光靠幾篇文章，就真能應對這些領域中的各種問題嗎？就能確立馬克思主義在這些領域中的領導地位嗎？因此，想來想去，說來說去，這些辦法或根本沒能實行，或行而不能久長，喊了一陣，也就偃旗息鼓了。譬如，請領導同誌當教授的事情，隻請柯慶施來校作了一場形勢報告，根本未涉及各學科的實際內容，而其他市委領導則連麵也沒有見過。又譬如把“資產階級教授”當反麵教員，他們講，學生則對他們講的內容開展批判，但靠幾篇馬克思主義的入門書，就要批倒教授們幾十年研究的結論，談何容易。那時，蔣天樞教授憋不住，說了一句“獨立思考，獨立思考，先獨立而後思考”，就被批了一通。但批幾句話容易，一涉及專業內容便束手無策了。蔣先生關於楚辭的考證，積數十年心力，我們尚未能看懂，又談何批判？不是說馬克思主義可以包括但不能代替文學中的現實主義嗎？就說“投入戰鬥”，也得有充足的彈藥啊。所以，以黨校精神辦中文係，也隻是說說罷了，最後，還是要我們老老實實向老師學習，恭恭敬敬向老師學習。留下一個“尾巴”，就是“學習的目的是為了批判”。同蔣先生說的“先獨立而後思考”，在意思上並沒有太大的差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