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三李四如是說
短笛無腔
作者：西門嶽
孫雲曉：如果不提高青少年的科學素養，建設創新型國家就是一句空話。據悉，中國小學每周僅兩節科學課，許多學校還沒有專職科學課教師。德國從小學到初中都把科學課作為必修的主課，每周有三次實驗課，其中一次去合作大學實驗室進行。從1965年起，德國年年舉辦青少年科研獎，推出小科學家。
沙 歟：要說擾民，怎麼也輪不到廣場舞。一線城市還好點，二三線城市的商場大喇叭才是公害，一大早就跟號喪似的放起了各種廣告宣傳。不把噪音當成侵害，這是普遍觀念，大多數人對“侵害”的理解僅限於身體接觸。誰會為自己聲音大而道歉？誰會認為享受安靜是自己的權利？
王 衝：與日本法政大學的朋友聊天發現一個細節，日本叫法政大學，而中國叫政法大學。日本法政大學的校訓是：“自由與進步。”中國政法大學的入學宣誓誓言是：“當我步入神聖政法學府之時，謹莊嚴宣誓：我自願獻身政法事業，熱愛祖國，忠於人民，嚴於律己，尊師守紀，勤奮學習，求實創新，團結互助，全麵發展，揮法律之利劍，持正義之天平。”
慕容雪村：生活在這個社會，每個人都多多少少有點屈辱感。開車走在路上，突然有輛特權車擠到前麵別你一下；你開個小公司，天天要應付那些收稅的、辦證的、檢查消防和衛生的；你是個機關辦事員，每天要參加各種會議，聽各式各樣的空話；更重要的是，你是一個公民，每天麵對著難以計數的胡話、昏話和謊話，誰都難免有一定程度的屈辱感。在一個轉型社會裏，屈辱感是公平的，即使位居高層也一定有屈辱感。
盛 洪：一個身居高位的腐敗分子對人民和國家的犯罪，絕不僅僅是貪占了數億元人民幣，而可能是對這個社會的係統性顛覆。
劉 瑜：縱觀中國兩千年的專製曆史，民眾也不是沒有反抗，事實上中國農民起義史恐怕是世界上最“波瀾壯闊”的，但每一次朝代的更替都使中國重新陷入暴政的新一輪循環，原因歸根結底就在於，中國曆史上的政治從來就沒有真正實現“權力製衡”這一製度創新。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中國政治匱乏的不是“民主傳統”——西方國家的“民主傳統”也非常薄弱，希臘民主經過兩千年的中斷很難說對西方現代民主的興起有多少實際指導意義，中國政治匱乏的是“製衡傳統”——相比之下，由於國王和貴族、教會和國王之間長期的權力爭鬥，西方國家的製衡傳統卻很發達。
蔡康永：“等我都準備好了再說”，這是句中看不中用的話——“等我都準備好了再上班”“等我都準備好了再開店”“等我都準備好了再結婚”…很多事不開始做，根本不知道該準備些什麼。“都準備好”是永遠不存在的狀態，再怎麼等，也沒辦法“都準備好”的。接受這個真相，應該會比較有勇氣麵對生活。
楊 絳：我們曾渴望命運的波瀾，到最後才發現，人生最曼妙的風景，竟是內心的淡定與從容；我們曾期盼外界的認可，到最後才知道，世界是自己的，與他人毫無關係；我們曾計較付出的回報，到最後才懂得，一切得到終將失去的，隻能空留一抹浮名。走好選擇的路，別選擇好走的路，你才能擁有真正的自己。
陳丹青：我幾乎從來不生氣，因為我認為沒必要，有問題就去解決，不要讓別人的錯誤影響自己。這是我大多時候感到快樂的秘訣。但是，我不生氣，不代表我沒脾氣。我不計較，不代表我脾氣好。如果你非要觸摸我的底線，我可以告訴你，我並非善良。
連 鵬：有報道，父母帶孩子看豪華別墅，稱激發孩子成功欲。怪不得我這麼窮，原來是小時候沒參觀過豪華別墅，成功欲沒被激發出來。想必馬雲、馬化騰、李彥宏等人是看著別墅長大的……
何三畏：中國人崇尚暴力的原因之一，可能是對秩序和正義不信任。現場贏了就贏定，現場輸了就輸完。所以“該出手時就出手”。不過，這種“私力救濟”永遠是在弱者麵前才如此張揚，例如男司機對女司機。而在強者麵前吃了虧的“救濟”方式是：“忍耐”。中國人崇尚“私力救濟”，意味著中國人有“繼續革命”的精神。你告訴我，他占有了我們的剩餘勞動價值，也不可能指望公正的分配方式，那我們就去把他家搶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