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湖悠悠
文學評論
作者：王東惠
讀完《江湖中國——一個非正式製度在中國的起因》（於陽，當代中國出版社，2006年第1版）一書，印象最深刻的莫過於“流民”二字。在作者看來，流民是明清時期人地矛盾總爆發的產物。因為既有土地難以養活當時迅速膨脹的人口，所以，即使安土重遷、喜聚族而居的中國人也不得不背井離鄉以尋覓生機。遠走他鄉的人們脫離了宗族，成為了遊民或者是流民，而正是這一群人，成就了日後的江湖中國。為了生存，流民或結成秘密社會，或形成私人關係網，此二者在之後的近代中國成為了封建王朝和儒家禮教的掘墓人，尤其是前者。據現有研究成果可知，辛亥革命的勝利與青幫、哥老會、天地會等秘密社會是分不開的；而私人關係網至今影響著中國社會，使現代法製舉步維艱。流民產於人地矛盾，為何這一矛盾會在明清時期總爆發而在之前數世紀卻相安無事？書中認為，儒家思想作為傳統社會的價值觀，認為“不孝有三無後為大”，奉行多子多福、兒孫滿堂的觀念。與此同時，卻把科技創新看作是“奇技淫巧”，竭力反對。在耕地總量一定的前提下，這兩個因素因為封建統治者實行的賦稅政策而得以均衡。但在清康熙年間，卻“滋生人丁，永不加賦”，再到徹底的“攤丁入畝”政策，人口得以迅速增長，而耕地資源在當時的生產力水平下是不可能大量開發的，所以，此時遊民四溢，中國開始了江湖化的進程。
江湖，就是正式製度之外的另一種體製，即非正式製度。事實上，中國人的內心深處總是有一個江湖情結存在的，武俠小說的風靡便是一個明證。在那裏，路見不平，拔刀相助；在那裏，豪爽義氣，快意恩仇；在那裏，仗劍走天涯，逍遙快活。不為瑣事羈絆，敢愛敢恨。國家有製度，江湖有規矩，隻要江湖中人無謀逆之心，國家江湖就可相安無事。我居廟堂之高，憂國憂民；你處江湖之遠，逍遙自在。當然，這些都出現在對江湖的想象當中。然而，在國家被江湖化，也就是江湖規矩滲入國家體製內之後，一切便不複存在。試看今日中國，官場腐敗，賄賂成風，收賄成氣；遇事找熟人，辦事托關係；麵子有大小，臉麵可買賣；混世則成了口頭禪……這些無一不是江湖遺留。稱兄道弟，到處拉關係，關係儼然成為區別於法製的隱形規矩。就曆史而言，國家江湖化的巔峰在民國時期。武昌起義勝利以後，各地紛紛響應，宣布獨立，有的省區軍政府門前掛牌一雙，一則寫xx軍政府，一則寫xx堂口。孫起義的經費多源於天地會，蔣是給青幫遞過帖子的，出自四川的軍政要員多為袍哥……各幫派龍頭老大呼風喚雨，通吃黑白兩道，其跺跺腳，中國社會也得抖三抖。目前依然可以看到江湖規矩的遺存，於陽先生說：大家現在辦事，首先想到關係，然後再想到法紀，權衡二者成本投入，擇低者而取之。所以，當今社會欲實現法治，必先讓法製成本低於走關係，當其覺得走關係成本高於法紀時，人們定會踏踏實實地尋求法紀途徑辦事。人在俗世，所追求的無非就是名與利。利字當頭，人們總是趨之若。趨利避害是人生永恒的追求，有利所圖，人才會義無所顧地去遵循，人的本性使然耳。
當然，將中國現代化過程中出現的種種問題盡歸於江湖，這是不可取的，這隻是分析問題的一個角度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