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北事變發生後，在民族危機日益加深的情況下，建立包括國內各黨派團體、各階級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迫在眉睫。受人民群眾“停止內戰，一致對外”呼籲的影響，以中國共產黨為代表，多數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逐步形成一種強烈的民族共識：取消國民黨一黨獨裁，建立各黨派、各革命階級共同組成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性質的民主政府，以便協商國是，共同抗日。毛澤東對此曾有高度概括，“我們主張統一戰線政權，既不讚成別的黨派一黨專政，也不主張共產黨的一黨專政，而是主張各黨、各派、各界、各軍的聯合專政，這即是統一戰線政權”。正是基於對這種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民主政權形式的認識，中國共產黨與各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形成了最初的政黨協商思想。
“九一八”事變後，尤其是華北事變的發生，全國大中城市興起了大規模的抗日愛國學生運動，學生以遊行示威請願的方式，向國民政府施加“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壓力，並擴大了停戰抗日的政治訴求在社會中的影響，促成了全國抗日民主運動的新高潮。在國內停戰抗日的社會共識形成過程中，中國共產黨、各民主黨派、愛國學生運動和國民黨內部開明派係的愛國舉動相互交織，極大地助推了停戰抗日的社會氛圍與共識的形成，擴大了黨派間民主協商的政治基礎，協商民主及政黨協商頓挫的局麵逐漸結束。
協商民主及政黨協商的實驗
抗戰時期是新民主主義政治思想形成的重要階段，也是中國式協商民主與政黨協商的實驗階段。中國共產黨一方麵以合作黨的身份參與國防參政會和國民參政會等機構，同國民黨及各民主黨派進行協商性對話以達成一些共識；另一方麵又以領導者的身份主持根據地的“三三製”政權建設。抗戰勝利後，國共兩黨開展重慶談判，邀請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召開政治協商會議，但這些協商努力在國民黨發起的內戰中化為泡影。解放戰爭期間，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反動派的軍事鬥爭和政治較量同時進行，還在第二條戰線中爭取各民主黨派和人民的支持，中國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的協商程度和政治凝聚力進一步加強，中國式協商民主及政黨協商實驗向縱深發展。
一、第二次國共合作的重要推動
迫於民族危機和國內停戰抗日輿論的壓力，國民政府開始逐步改變對內政策，有限度地推行政黨合作。中國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則由謀求推翻國民政府，逐步轉向推動國民政府政策調整以實現合作抗戰。遵義會議結束了“左”傾錯誤在黨中央的統治，解決了中國共產黨存在的軍事問題和組織問題。中華蘇維埃政府、中共中央於1935年8月發表的《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又稱“八一宣言”）分析了“九一八”事變以來國內的局勢：“抗日則生，不抗日則死，抗日救國，已成為每個同胞的神聖天職”，“到現在：我同胞抗日救國事業之所以還未得到應有的勝利的原因，一方麵是由於日寇蔣賊的內外夾攻，另方麵是由於各種抗日反蔣勢力互相之間，存在有各種隔閡和誤會，以致未能團結一致。”中國共產黨在宣言中呼籲各黨派和各軍隊間，無論過去和現在有任何政見利害的差異或者敵對行動，“都應當停止內戰，以便集中一切國力（人力、物力、財力、武力）去為抗日救國的神聖事業而奮鬥”，中國共產黨承諾可以不計國民黨任何舊仇宿怨，“願意與之親密攜手共同救國”。“八一宣言”還提出中國共產黨願意與各黨派、各團體“談判”成立國防政府，組織全國性的抗日力量救亡圖存。實際上，提出成立國防政府就是通過商談途徑實現黨派合作共事，蘊含著一定程度的協商民主思想，中國共產黨願意與國民黨在抗日的前提下，握手言和，共同抗戰，國共第二次合作的思路開始醞釀。“八一宣言”是根據同時進行的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關於建立反法西斯人民統一戰線的思想提出的，為瓦窯堡會議的召開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奠定了思想和理論基礎。
抗日救亡運動重新高漲的形勢，迫切要求中國共產黨對國內形勢作出全麵準確的分析，調整黨在新形勢下的策略，糾正存在的“左”傾關門主義。在共產國際“七大”會議精神的指導下，中共中央於1935年12月在陝北瓦窯堡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又稱瓦窯堡會議），通過了《中央關於軍事戰略問題的決議》和《中央關於目前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決議》兩個決議，中國共產黨在《中央關於目前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決議》中全麵地分析了國內外的政治形勢和階級關係的變化，提出“黨的策略路線，是在發動，團聚與組織全中國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對當前主要的敵人：日本帝國主義與賣國賊頭子蔣介石。”要實現民族解放和爭取領土完整，“隻有最廣泛的反日統一戰線（下層的與上層的），才能戰勝日本帝國主義者及其走狗蔣介石。”決議正式提出的建立最廣泛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包括國內所有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各派別、各武裝隊伍、各階級，實現抗日力量的聯合統一，但是將對日妥協的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排除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之外，仍執行“抗日反蔣”的鬥爭策略。瓦窯堡會議解決了遵義會議未及時處理的政治策略問題，克服存在的關門主義思想，確定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為此後的國共第二次合作奠定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