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同歡樂也同愁》中也不乏這類傷感情節，但因為是孩童記憶，讀來還是讓人有些安慰，覺得陳先生這一生到底還是有過歡樂和溫暖的。比如書中提到1926年1月，陳先生結束了長達數十年的留學生涯，從德國柏林起程回國。當時他帶著俞大維的三歲小兒，這孩子身體強健，精力旺盛，上躥下跳，一刻不停，對毫無育兒經驗的陳先生來說，無疑是大挑戰。船過蘇伊士運河到紅海，不分四季的炎熱氣候令幼童長滿痱子，頭發根處特別多，陳先生不得不將他剃成光頭，方便清洗。
小娃不肯按頓吃飯，隨時鬧著要吃東西，如何解決？趁船過熱帶地區，陳先生整株地買下香蕉，利於保鮮，放在艙內，隨時摘下一支給他充饑，有點像養猴子的感覺。男孩頑皮淘氣，不時出現危險動作，比如想把手指頭伸進轉動的電風扇，陳先生隻得加緊防範，一刻不敢懈怠。好不容易平安地把這個活蹦亂跳的孩子帶回中國，他已筋疲力盡，直到把小孩交到俞家人手中，才如釋重負。我讀了此書，才知道原來陳家和台灣有著如此深厚的淵源。以前隻知道，陳先生的祖父陳寶箴[8]、父親陳三立[9]等幾代人，常為《馬關條約》割讓台灣、澎湖給日本而深感憤懣，痛惜不已。沒想到陳夫人唐筼的家世也與台灣頗有淵源。
說起陳先生與夫人的相識，也是一段佳話。1928年初春的一天，陳寅恪與朋友閑聊，聽他說起在一個女教師家裏看到橫幅，署名“南注生”[10]。朋友問，知不知道“南注生”是誰？陳寅恪驚訝道：“此人必灌陽唐景崧之孫女也。”
唐景崧是清朝最後一任台灣巡撫，台灣被割讓給日本的時候，他宣布台灣獨立，成立共和國堅決抵抗日本。後來陳先生和唐筼結為夫婦，生下的第一個孩子叫陳流求，琉球是台灣古稱；第二個女兒叫陳小彭，“彭”就是台灣的澎湖島。在很多人心中，陳先生可能就是一個埋首書齋、不問世事的學者，其實他非常關心時事，也很愛讀報紙聊時局，常常在路上遇到朋友，聊著聊著就忘了回家吃飯。1942年8月末，他又要帶領全家再次逃難。他根據戰場形勢作出判斷，中途島戰役日軍慘敗，往東南亞的海上補給線已被美軍切斷，日軍為了打通東南亞陸上交通，不久定會進攻湘貴，因此大家必須盡快離開桂林到成都去。這些判斷後來證明都是正確的。但是最後在去留大陸的問題上，他與一生最要好的親友俞大維作出了完全相反的選擇。
這本書封麵上的照片是1896年陳寅恪跟家裏的兄弟姐妹在長沙的合影，右邊第一個孩子就是陳寅恪，那時候他才四歲，生平第一次拍照，手裏握了一枝桃花。他說怕小孩子們長得差不多，以後分不清哪一個是自己，所以握了一枝桃花來做記認，提醒自己將來老了的時候，記得手握桃花的那個就是我。
（主講梁文道）
《四喜憂國》
曆史與未來
張大春，1957年生於台灣，祖籍山東，小說家。好故事、會說書、善書法、愛賦詩。曾任教於台灣輔仁大學、文化大學，現任電台主持人。著有《城邦暴力團》《聆聽父親》《認得幾個字》等多部作品。
張大春對曆史的態度，一邊極盡訕笑，一邊又飽含著無限悲憫。
張大春是台灣有名的小說家，我覺得他好像華語世界裏武器最齊備的一位俠客，想象一下武俠電影裏那種決鬥場麵，大俠隨身帶著一個布包，“啪”一下摔在牆上，布包釘在那裏，像卷軸一樣放下來，裏麵足有幾十種刀劍武器，隨便哪種都可以克敵製勝——這，就是張大春。
他的小說寫法之豐富、技巧之繁雜，我還沒有在華文小說家裏見過第二個。尤其他年輕的時候，總是試圖顛覆主流意識形態，挑戰文字規範，像是大鬧天宮的孫悟空。難怪有人說他像頑童，每篇小說都可以展現出截然不同的風格。
《四喜憂國》是一本短篇小說集，20世紀80年代在台灣出版時轟動異常。很多人把第一篇《將軍碑》與白先勇的《國葬》相比較。白先生是將門之後，一代名將白崇禧的公子，《國葬》這篇小說中可以找到一個老將軍最後的蒼涼回憶，寫得非常傷感。
但是同樣的題材在張大春的《將軍碑》裏，卻被完全顛覆了。對上一代的國民黨將軍，他既不歌頌，也不惋惜，而是用一種挖苦和嘲諷的語氣。比如他筆下的那位老將軍，其實早就該死了，已經處於一種奇異狀態，能夠穿越時空周遊於過去未來，既能看到自己死後的情形，看到自己的墳墓和墓碑，又能回到過去看見自己當年在戰場作戰的景象。
將軍已無視時間的存在了，他常常在半夜起床，走上陽台，向滿院陰暗招搖的花木揮手微笑。如果清晨沒有起霧或落雨，他總是穿戴整齊，從淡泊園南門沿小路上山，看看多年以後他的老部下們為他塑建的大理石紀念碑。到了黃昏時分，他就舉起望遠鏡掃視太平山，推斷哪裏有日本鬼子的據點。
這些一直都是將軍的秘密，在他活著的最後兩年，人們始終無法了解他言行異常的原因，還以為他難耐退休後的冷清寂寞，經常沉湎於舊日的輝煌以至神誌不清了，其實他隻是在穿越時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