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點話題
作者：關凱
改革開放30多年之後，中國在經濟建設上取得了舉世矚目的輝煌成就。但就是在國力空前強盛的時候，相繼爆發了拉薩“3·14”事件、烏魯木齊“7·5”事件，顯示出新時期我國民族問題的新動態與新特點。這些極端的暴力衝突不僅直接挑戰我國的國家安全與社會穩定，也使我國的國家形象受損。
從1950至1970年代，我國包括民族政策在內的社會主義實踐對第三世界民族解放運動起到了指導性作用，並對西方國家內部的消除種族歧視運動，如美國的“民權運動”和加拿大的“多元文化主義”政策都間接產生了積極的影響。但自1970年代中期開始，西方學界對我國民族政策的研究發生了明顯的價值轉向，並由此建構起一套漸成體係的關於中國民族問題的話語敘述。本文即試圖對這一問題進行簡要分析。
實際上，在1990年代以前，西方學界專門從事中國民族政策研究的學者和代表作並不多，其論點也比較集中。1976年，美國學者德萊耶爾（June T.Dreyer）發表《中國的四千萬：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少數民族和民族整合》，首開當代理論批評我國民族政策的先河。1989年，德國學者海博樂（Thomas Heberer）發表了《中國和它的少數民族：自治還是同化？》，在國際學界產生廣泛影響。上述兩部著作皆為“早期”研究我國民族政策的代表作。在這一階段，西方學者對我國民族政策提出的主要質疑是：中國的民族區域自治和針對少數民族的特殊優惠政策，其真實目標是要逐步“同化”少數民族。
值得注意的是，同期，國際上關於我國民族問題的敘述更多集中在“西藏問題”上。吊詭的是，正是在中美兩國正式建交之後不久，1980年代中期，達賴喇嘛在美國“突然”一夜成名。雖然“西藏問題”一直是西方試圖用來牽製中國的一張牌，特別是在1959年以後，但它進入西方普通民眾的視野，卻是1980年代中期以後的事。其原因正如國際著名的西藏問題專家戈登斯坦（MelvynC.Goldstein）和沙伯力（BarrySautman）等人所分析的那樣：“達賴喇嘛在80年代成功地爭取到了西方對他的支持，特別是美國公眾對他的支持，是他脫離困境的主要原因。”
“達賴現象”的直接後果，就是加深了我國政府在西方公眾層麵的“惡人形象”。因此，自1980年代以來，從“西藏問題”開始，中國民族問題在西方持續升溫，並漸漸成為一個西方社會公眾耳熟能詳的“公共話題”。1990年代以後，隨著蘇東劇變，伴隨著“西藏問題”在西方輿論中的持續發酵，“新疆問題”也漸有國際化趨勢，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通過各種基金會等組織向這個領域大量投入資金，資助如“新疆工程”等研究項目，以及在“中亞研究”領域提供獎學金等。西方學界同情和支持“藏獨”和“疆獨”的聲音甚囂塵上，湧現出大量學術研究成果，其主流大多對我國的民族政策持批判態度。但也有一些例外。如“3·14'’事件後，香港科技大學教授沙伯力發表論文，題為《餐間素食者：達賴喇嘛、戰爭和暴力》，批判號稱“和平主義者”的達賴喇嘛在麵對其“兩大施主”——美國和印度發動的戰爭等問題上，始終持支持態度，違背“和平主義者”的原則。
西方主流學界在其研究成果中，對於我國民族政策提出的理論挑戰主要來自三個維度。首先是“人權”。大量的西方研究正在創造著包含“壓迫、剝奪、歧視”等意義在內的分析中國社會民族關係的語境，將我國社會主要的民族關係——即主體民族漢族與少數民族之間的關係描述為“不平等、不公正的民族關係”。而在這樣一種民族關係結構中，少數民族成為漢族“壓迫、剝奪、歧視”的對象，少數民族的文化正在被“滅絕”。
第二個維度是“曆史”。西方史學界關於中國“長城內外”的一些研究成果正在以少數民族為中心片麵地重新解釋曆史，在一定程度上解構中國領土完整與國家統一的曆史正當性，“新疆工程”即為一例。而強調清朝作為跨文明統治的“韃靼帝國”而非僅僅“中國王朝”的“新清史”，也在一定程度上挑戰我國官方史學的知識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