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國當記者的點滴感受
業務探討
作者：蔣旭峰
2010年9月，筆者從新華社對外部調到華盛頓分社擔任經濟記者，由國內從事對外報道的陣地來到了與美聯社、路透社、法新社、彭博等國際一流媒體同場競技的國際新聞報道工作的第一線。在緊張而興奮的工作中，筆者既體會到在華府這座全球“新聞富礦”中開采“新聞寶石”的忙碌和充實的節奏；也感受到，在這個微觀層麵上，如果努力以新華社“陣地前移”、打造世界性現代國家通訊社的目標來要求自己，便會得到較大的提高與收獲。
用“動手”和“舉手”提升話語權
早在來華府之前，就聽國內的同行說，在美國當記者，由於語言障礙和影響力不足，中國記者和中國媒體往往話語權不夠。為此，筆者給自己提出了每天通讀《華爾街日報》、《華盛頓郵報》、《紐約時報》三大報並動手剪報、做筆記的要求，同時堅持每日聽3小時以上CNN、CNBC、MSNBC新聞。有效的溝通首先是建立在博聞強識基礎上的真聽得懂，其次是要口語過關敢說得出，再次要學會用對方可接受的方式進行合理表達，作為記者還應有效地進行話題設置。筆者用這種“動手”、“動耳”的習慣來要求自己，一方麵旨在幫自己夯實英文基礎，與西方主流媒體在對比分析中找語言、報道角度、理解深度等方麵的差距和“充電”的方向；另一方麵是通過這種方式盡快熟悉美國情況，盡早進入良性的工作狀態。事實證明，這樣做對開展報道工作頗有幫助。例如，近半年來，筆者將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保羅·克魯格曼在《紐約時報》上的每篇專欄文章都收集起來，並將其主要觀點熟記於心；盡管克魯格曼對中國存有質疑，但他從經濟學家的視角客觀批評美國政府的大量觀點和數據，對筆者在采寫美聯儲量化寬鬆貨幣政策、減稅政策等稿件的過程中幫助甚大。
華府不僅大牌媒體多，大牌經濟機構也多，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美國財政部、商務部、美聯儲等機構的每一篇聲明都有可能牽動“全球神經”。筆者發現，要想搶奪話語權、占領輿論製高點，中國記者必須爭取提問權，得不到提問權，意味著在國際媒體大戰中已經輸掉了開局。筆者給自己定下一個不成文的規定，在美國當記者，參加任何一場發布會，可以允許自己沒有得到提問機會，但絕不允許自己懈怠聽會、不舉手提問。以2010年10月初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秋季年會的報道為例，在那次秋季年會的三場最重要的發布會（世界銀行行長佐利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卡恩、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首席經濟學家布朗夏爾三人各自的發布會）上，筆者每一場都得到了提問機會。
“勤能補拙是良訓”成為筆者的座右銘。筆者相信，若想在世界媒體競技場中，與語言、人脈、經驗等各方麵都占主場優勢的西方主流媒體分庭抗禮，“勤字當頭”對於中國記者是必須的。
首先，“勤”早起。為了搶到提問的最佳位置，筆者在參加這三場全球直播的發布會時，都堅持和視頻記者同事一樣，不到六點起床，提前約一個半小時趕到會場搶占“有利地形”；坐在新聞發布廳第一排的筆者，不叫到自己提問，高高舉起的右手絕不放下，這對於台上的新聞官是有心理“威懾”作用的。
其次，“勤”拓展人脈資源。美國是一個非常注重社交關係的社會，而且英文中的“社交”（networking）一詞帶有明顯的褒義色彩。在秋季年會的兩場發布會上，佐利克、布朗夏爾身旁的新聞官都在平時的采訪中與筆者積累起了較好的合作關係，他們甚至用叫筆者英文名的方式給筆者提問機會。但是，在卡恩的發布會即將開始前，筆者突然發現點名記者提問的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對外聯絡部主任卡洛琳，筆者與她還並不相識。就在卡洛琳將要上主席台的前幾分鍾，筆者趕緊請自己熟悉的一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新聞官引薦筆者與卡洛琳交換名片，並主動告知卡洛琳筆者提問的大致內容。筆者正是靠著卡洛琳這位剛結識的“新朋友”得到了一個寶貴的提問機會。由於自己的主動設問，筆者在這三場發布會上和同事合作的中英文稿件都可以用“回答新華社提問”的方式寫出自采的一手快訊、簡訊、詳訊的滾動播發稿件，多篇稿件得到了BBC等西方主流媒體的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