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中國與聯合國合作的戰略抉擇(1 / 2)

中國與聯合國合作的戰略抉擇

南南合作論壇

作者:龍永圖

中國與聯合國的援助合作,從不接受到接受,接受的形式從實體部門到上層建築領域的轉移,促進了中國的改革開放,改善了中國的國際形象。充分利用聯合國援助的中立性和非政治性,通過聯合國機構這一渠道開展援助工作,是中國開展南南合作的重要戰略抉擇。要改善援助的有效性,不僅僅是中國一個國家去做,還要搞成聯合艦隊去做,這是新的思路。援助更應該是幫助發展中國家建立新的發展能力,援助的重點放在人力資源的支持上,加強能力的建設更為重要。

當前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一大出口大國和第二大經濟實體。回首我國走過的六十多年曆程,尤其是改革開放三十多年的曆程,可以發現,中國經濟與社會的發展與積極利用國際援助是分不開的,中國不僅是分享國際社會發展經驗的受益者,也是為發展中國家提供援助的參與者。

中國接受援助是互助表示。在很大的自然災害麵前,哪怕最窮的國家也會像一個最富的國家一樣,這是表示國際合作的一種意願,我們當時在這種條件下提出,接受援助不可能接受,可以說當時的思想已經非常的僵化,意思是回絕其它國家的任何好意。記得1978年的時候當時外經貿部副部長率一個代表團到聯合國,我正好常駐聯合國負責接待代表團的工作。在此之前實際上已經有一些報告,說中國應該接受聯合國的援助,有來有往,這樣可以加深和聯合國的關係,而且接受聯合國的援助是全世界所有發展中國家都在做的事情。後來在十一屆三中全會解放思想這樣一種思想的影響之下,國務院做了重要的決策,準備開始接受聯合國係統的援助。

那次我陪副部長去見開發計劃署副署長的時候,部長就講準備采取這樣一種做法,在繼續向聯合國提供援助的同時也接受聯合國的援助。一反我們過去一貫的政策,所以當時開發計劃署的亞洲局局長還問了我一句(因為我是翻譯)說中國是否準備接受聯合國的援助?我說是的,他的意思是怕聽錯的了。這說明中國當時接受聯合國援助是一個重要的政策調整。這個連聯合國的高級官員都沒有心理準備,主要是十一屆三中全會解放思想的結果。我們中國和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的關係第一階段是隻捐款不接受,而1979年簽署的一個基本框架協議就開始了所謂的有給有取,這是重大的政策調整,中國開始接受以後的雙邊援助,比如日本、加拿大、德國、瑞典、北歐這些國家的援助,這開了一個好頭,是一個重大的政治上的突破。

究其原因,我們當時提出接受聯合國的援助主要是覺得有給有取有助於加強和聯合國的關係,其次所有的發展中國家都接受援助,另外開發計劃署的援助帶有更多的中立性,不會幹涉我們的主權,不至於形成對我們政策的壓力,這樣考慮之後我們開始接受聯合國的援助。

現在回過頭來看,中國在進行一些經濟貿易政策調整的時候,也開始了一種雙向的雙頻道的政策,比如在出口和進口方麵,不僅僅是要加強出口也要加強進口,在國際投資方麵不僅僅是吸引外資還要注重海外投資,在國際交往中這種雙頻道的交往方式是一個可持續的方向。

中國接受聯合國的援助實際上改善了中國的形象,改善了中國僵化、不近人情的一種形象,因為中國當時是人均GDP非常少的國家,這種國家接受聯合國的援助在整個國家情況下也是好的,說明你這個國家不會存在一種狹隘的民族主義。當時接受聯合國援助不僅是得到一點經濟上的實惠,更多是改善了中國的國際形象,也體現了三中全會以後一種開放的姿態。

而在接受聯合國的援助逐漸從農業、工業這樣一些實體的部門轉移到上層建築的一些領域後,我們發現中國上層建築的人才需能夠跟上全球化、市場化,不然改革開放很難進行,所以當時培訓了很多方麵的人才,他們也都覺得開發署的援助起到了很大的作用,這是一個很大的發展。

援助進入到另一階段,就是中國通過開發計劃署的方案向其它國家提供援助的時候,即進入南南合作階段的時候,中國和開發署的合作進一步深化。今後中國怎麼通過聯合國係統來開辦南南合作?我覺得應作為一個大戰略來進行。經過三十多年的改革開放,中國國力比過去強大了很多,在這個時候中國采取一個什麼樣的方式來對其它國家進行援助?我認為應該學習更多的國際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