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發展引領下的中國南南合作成功經驗與戰略走勢
智庫報告
2015年9月，習近平主席在聯合國發展論壇上提出全球南南合作一係列新政，這意味著中國及全球南南合作理論與實踐問題研究已成為當前一項緊迫的任務。
2011年中國管理智庫核心成員單位北京全球南南科技發展中心與《管理觀察》雜誌接受國家有關部門的立項，開始總結中國南南合作經驗，著手研究南南合作的理論和實踐問題，重點設計和平發展引領下中國南南合作的戰略問題。
當前中國南南合作正由單項走向綜合，從硬項目走向軟項目，從一國走向全球，這標誌著中國南南合作已經進入一個重大曆史轉折時刻。研究中國及全球南南合作經驗、模式和道路，是一個極為複雜的課題，本文從中國奉行和平發展道路與聯合國“人類價值觀”相結合的角度研究中國經驗，中國經驗怎樣與其他發展中國家交流共享，以及中國與全球南南合作關係及作用等重大問題。現將《和平發展引領下的中國南南合作經驗與戰略研究報告》發表，供大家討論。
一、和平發展與中國南南合作的新特點
最近，習主席提出關於南南合作一係列新政，以及“國內、國際”兩個大局的“新時代觀”，具有深遠的曆史意義和現實意義。和平發展不僅是中國的價值觀，也是世界發展的主流。中國和平發展離不開與聯合國的交流和全麵合作。
（一）和平發展引領中國南南合作的發展
和平發展是中國政府和聯合國機構榮辱與共的價值體現。在改革開放的30年裏，中國政府將聯合國的援助和發展納入國家規劃，並列入重要發展的日程。通過聯合國多邊平台，中國政府學到了西方發達國家先進管理思想、管理模式和方法，同時又中國經驗在發展中國家得到分享，把中國經驗、技術和產品介紹到全世界。聯合國參與中國發展的過程，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和全球化創新機製形成、中國從一個發展中國家建設成為新興國家的曆史進程。中國政府和聯合國合作，使中國在地緣政治上與發展中國家的發展空間得到了進一步擴大。
我們在總結中國和平發展經驗的時候，既要肯定中國政策、體製等內在因素的主導作用，也要分析聯合國力量和創新機製的作用，科學地分析中國經驗，缺少對創新機製的研究是不全麵的。研究聯合國對中國發展的互動作用，就是全麵地、係統地認識中國對世界發展所做出的貢獻，特別是研究和平發展引領下中國南南合作經驗與戰略問題更為重要和迫切了。
聯合國在中國合作是成功的，原因是多方麵的，但最主要的是我們擁有“始終致力於聚精會神搞建設、一心一意謀發展、始終致力於維護世界和平、促進人類共同發展”的大智慧，擁有未來發展的“大戰略”思路。
中國擁有二十世紀五十年代蘇聯援助中國的經驗，擁有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西方援助中國的經驗；中國還擁有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自己對外援助的理念和經驗。30年來，中國在聯合國多邊舞台上，形成了“兩頭在外”的新模式：一頭麵向先進國家學習，使西方化轉化為中國化；一頭麵向與發展中國家共享，使中國化轉化為屬地國本土化。在“西方化—中國化—本土化”全球發展趨勢中，中國是聯合國在發展中國家一個成功案例。中國在未來發展中，要積極參與聯合國能力建設，特別是南南合作新標準的製定賦予的開發新能力，完善現有體製、機製，為推動全球南南合作做出新貢獻。
（二）中國和聯合國具有共同的價值觀
聯合國是世界上最有代表性的國際組織，它的價值在於維護世界和平與安全，中國政府奉行和平發展的時代觀，這與聯合國具有共同的價值觀。
中國和平發展道路上取得的成功，為世界發展道路提供了一種新的模式，實質上也是聯合國旗幟下一個成功的案例。縱觀世界可知，某些大國的崛起，他們不是靠和平發展，而是靠戰爭和武力的爭奪，武力霸權是某些大國崛起的途徑。而在和平年代，靠和平發展起來的大國，在國際發展史上案例不多。和平發展是一個新的全球觀，曆史證明，和平發展是世界上發展的另一條重要道路。中國經驗說明，世界上廣大發展中國家完全可以依靠和平發展走向成功。
中國與聯合國合作更大的價值還體現在：聯合國對華援助極大調動了中國改革開放的內在動力，使中國從一個發展中國家，躍升成為一個被全球關注的新興大國，使中國的影響力在發展中國家的空間增大，使全球化、本土化空間增值。中國利用聯合國的平台，從中學到先進的技術和知識以及好的管理模式和方法，實現了西方化的中國化；中國利用聯合國舞台，向廣大發展中國家輸出，做到了分享中國經濟，把更實用的技術產品介紹到全世界去。
正是中國與聯合國的價值趨同原因，比較好地解決了中國改革開放時期所需要的技術和知識。當中國成為新興國家後，在聯合國舞台上又發揮了輸出技術和知識，帶頭與發展中國家是向共同致富的道路。這一目標是中國與發展中國家共同合作和努力的結果。
（三）中國政府將聯合國合作納入重要工作日程
中國改革開放，不但進行體製改革，而更重要的是引進先進技術、知識進行機製創新，一個新的體製，需要知識支撐，如果沒有先進的管理理念，這個改革就會失敗。中國政府正是重視體製和機製兩個方麵的改革。
中國政府高度重視與聯合國的合作，不失時機的引進先進技術和知識。聯合國援助中國是從“七五”期間開始的，援助項目與中國改革和產業轉型基本上相一致。聯合國援華前10年，是中國從農業國家向現代化國家的轉型期，這一時期中國的現有工農業裝備基礎薄弱，聯合國援華主要援助一些以“硬件”為主的技術、設備、機器，並著手從農業改造開始。
援華中期的10年，中國現代化基礎已初具規模，中國政府急需按照市場經濟目標進行體製改革，需要一些新的管理、製度、法律和先進模式，聯合國係統針對這個時期中國體製改革需要，提供了大量以“軟件”為中心的改革方案和軟課題研究項目。
改革開放30年，中國已從發展國家進入到一個新興國家，為了解決社會發展和產業轉型與聯合國緊密合作，把聯合國合作項目統一納入國家和部門規劃和計劃，建立外援和南南合作相適應的政府管理機構。
中國與聯合國合作模式不是完全照抄照搬現成的經驗，而是從中國實際出發，從中國國際合作軟實力和經驗出發，切實可行地與聯合國開展合作，不斷探索新的經驗。在聯合國援助中國的初期，國際組織讓我們按照西方模式進行項目管理，中國堅持了自己的自主性，走出了一條由政府牽頭，按國際準則運行，具有中國特色的可持續發展的道路。實踐已經證明，這種方法不但保障了國際項目有效的實施，而且也把與聯合國合作納入政府的日程和計劃，為政府有效組織管理提供了新鮮的經驗。
二、中國南南合作的轉型與模式
在國際發展援助領域，中國深刻地體味到在接受援助和實現自主發展中的辯證統一關係，所謂“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平等理念，就這樣天然地浸入到中國南南合作的實踐中。中國豐富的援助經驗，為南南合作軟實力的提升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一）中國南南合作四次轉型
中國受援和南南合作曆經四次轉型：從建國到支援亞非拉為第一次轉型；以硬件為主，從農業國轉向工業國為第二次轉型；以“硬軟結合”為主，從工業國家轉向現代化國家為第三次轉型；從現代化國家轉向新興大國為第四次轉型。中國南南合作新模式，還體現中國南南合作軟實力的不斷增強，中國形成了“以我為主、兩頭在外”南南合作新模式，中國即是一個學習型中國，又是一個共享型中國，分別建立了受援和外援標準和評價體係，為推動全球南南合作提出成功經驗。回顧半個多世紀的中國南南合作曆程，雖然在不同的曆史時期戰略重點不同，但是其核心主題卻從未改變過，那就是“和平與發展”。 對華援助經曆了由硬到軟的發展過程，在發展的每個階段都可以看到援助方和受援方的相互作用。回顧援華的曆史，可以分為以下四階段：
第一次轉型：從建國到支援亞非拉轉型（建國至1978年）。實質上，中國從建國初期，對外援助就開始了。1950年中國開始向朝鮮和越南提供援助，1956年中國開始向非洲國家提供援助，1971年中國搭建了坦桑鐵路等一批重大基礎設施項目。1955年召開的“萬隆會議”及周恩來總理對亞非國家的訪問，都大大推動了中國南南合作的發展。這一時期，中國提出了對外經濟技術援助的八項原則。南南合作主要有以下特點：
首先，這種合作中處於主導地位的是政治關係。合作的主要目的是支持發展中國家的民族獨立和民族解放運動、反對種族隔離主義鬥爭；其次，合作在很大程度上屬於援助性質，主要是幫助進行一些急需發展的項目，例如水電、能源開發等，向發展中國家派遣醫療合作隊、援助一些基礎設施等。可見，支援亞、非、拉國家拉開了中國對外援助的序幕。當時聯合國“南南合作”還沒有提出來，中國的外援是以中國提出的“第三世界理論”為指導，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第三世界”理念也應當是“南南合作”理論的基礎之一；“南南合作”是聯合國多邊舞台的一個工具，它的理論應當是國際性的，不能隻來源於西方的地緣政治、區域經濟等理論，中國理論和實踐也是奠定世界南南合作的基礎之一。
第二次轉型：以“硬件”為主，從農業國轉向工業國。1979—1990年，以硬件為主，是聯合國對華援助的初級階段。開發計劃署對華援助以設備為主，主要集中在農業和工業生產領域，主要用於農業技術開發和工業基礎設施建設。
改革開放後，中國開始進行對外援助與自我發展相結合的新興援助方式的探索，由過去的單純外援發展成為“有進有出、有給有取、多種形式”的互利合作模式。1983年初，中共中央提出了“平等互利，講求實效，形式多樣，共同發展”四項原則。這一階段中國在南南合作中注重考慮中國與發展中國家共贏，中國政府希望通過互利合作，達到與發展中國家共同發展的目的。南南合作走出了單方麵的無私奉獻，而開啟了南方國家在合作中共同謀求發展利益的新航程。私營部門參與南南合作得到鼓勵，但成效不大。
第三次轉型：以“軟硬結合”為主，從工業國家向現代化國家轉型。1990—2000年，開發計劃署對華援助逐步轉為軟件與硬件並重時期。市場的擴大和生產的發展帶來了一係列的社會問題和環境問題，外援的投向隨之逐漸轉向可持續發展、環境保護、婦女發展和基礎教育等領域。援華項目開始介入市場管理和市場機製建設等領域，出現了大量的政策谘詢項目，主要涉及政府機構改革、財稅改革、體製改革、人事製度改革等。中外雙方開始了立法和司法領域的合作，人權領域裏的對話和民主建設領域裏的交流。
第四次轉型：從現代化國家向新興大國轉型。2000年到現在，開發計劃署對華援助全部用於“軟件”以及製度建設領域。援助項目集中在兩頭，一頭達到高層政策製定和製度建設領域，如司法合作、村民選舉等；另一頭維持在基層工作領域，如綜合扶貧、環境保護等。另外，援助項目開始關注全球問題，如開展在艾滋病防治、大氣汙染治理和防止跨國犯罪領域裏的跨國合作。
西方國家對中國援助，正經曆中國改革開放的全過程，西方援助與我國經濟計劃大體上吻合，所以，這些援助項目在推動社會、經濟、文化方麵起到了重要作用。
2000年在北京召開的中非合作論壇，是中國加強與發展中國家南南合作的裏程碑。2001年4月中央領導在拉美訪問期間提出了加強南南合作的“四項倡議”：包括“廣大發展中國家加強團結，共同致力於建立公正合理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廣大發展中國家加強磋商，全麵推進南南合作；廣大發展中國家在平等互利的基礎上，積極參與南北對話，促進南北改善關係；廣大發展中國家努力增強自我發展能力”，為中國同第三世界關係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2005年，中央領導在聯合國成立60周年首腦會議發展籌資高級別會議上，做出以幫助其他發展中國家減貧與發展為核心的五點承諾；2006年1月，中非論壇北京峰會上，中央領導提出了以加強非洲援助為核心內容的推動中非新型戰略夥伴關係的八項政策措施。
2015年，習主席在聯合國峰會上，發表了一係列南南合作新政，標誌著中國南南合作與聯合國南南合作全麵接轉，中國進入了全球南南合作新時代。這一階段中國政府明確提出發展中國家是我國外交政策的基礎，南南合作得到快速的發展，在南南合作中，不僅采取了政治和經濟並重的方針，同時也擴大了南南合作在各個領域內的合作，並竭力推動民間力量參與南南合作，使中國的南南合作更加廣泛深入。
（二）中國南南合作的軟實力
軟實力概念由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前院長約瑟夫·奈（Joseph Nye）教授於1990年提出的。約瑟夫·奈認為，美國在此前的幾十年中利用文化和價值觀方麵的軟實力，成功地獲得了很大的國際影響力，但後來越來越多地使用“硬實力”（尤其是軍事力量和經濟手段），影響力反倒日趨式微。“軟實力”是綜合國力的重要組成部分， 是國家通過自身吸引力，而不需要訴諸武力威脅或經濟製裁，以實現自身發展的非物質力量，具有相當強的政治意義。
中國對發展中國家的援助，可以追溯到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中國第三世界理論提出，支援“亞、非、拉”發展中國家的實踐，某種意義上講，中國也是最早倡導和參與南南合作的國家。南南合作中國特色道路的經驗來源是多方麵的，它不僅突出了中國獨特文化和經驗的主體地位，同時也融合了蘇聯援助的經驗及融合了西方援助的經驗，已形成了中國自己的軟實力。正是中國具備了南南合作的軟實力，才走出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中國南南合作道路。
近年來，中國在日益增強的經濟實力基礎上憑借自身文化影響力、外交魅力， 通過“感召”手段，在南南合作中成功地塑造了“負責任的大國”形象。
中國為什麼在全球南南合作領先，不僅僅因為他是一個大國，而是他對全球南南合作具備自己的基礎和能力，這就是中國南南合作的軟實力。中國南南合作軟實力來源於“東、中、西”三個方麵，所謂的東就是中國具有蘇聯援助的經驗；所謂的“中”就是中國是最先提出“第三世界”理論的國家，最早開展對“亞非拉”發展中國家進行援助的國家；所謂西就是中國恢複聯合國席位後，及時向發達國家學習，具有西方援助經驗。
1.融合了蘇聯援助的經驗。來自蘇聯156個項目對華援助（1949年新中國成立至中蘇關係破裂）。蘇聯對華援助以中蘇兩國之間的友好同盟關係為基礎，是典型的雙邊援助。蘇聯對華援助主要集中在軍事和民用工業。軍事援助所占比重很大，項目主要集中在工業領域，逐步擴展到包括文藝和體育在內的所有社會生活層麵。蘇聯對華援助項目不僅是硬件設備，還有技術、觀念、管理方法、行為方式，以及一整套計劃管理體製，對中國從落後的農業國到工業國的發展過程中產生了意義深遠的影響。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的中國與蘇聯差距懸殊，正如當代中國與發展中國家水平一樣。當時，中國政府學會選擇什麼樣技術為國所用，先進技術與落後管理的協調和組織領導問題；科技人員通過培訓和傳幫帶學到了先進技術，並將技術如何轉化成生產力的全過程。管理人員已會從差異文化中找到符合本國化的方法、方案。所以，我們從蘇聯學到的經驗很適合農業化國家轉型工業化國家的發展中國家。
2.體現了中國獨立的經驗。“三個世界”理論是毛澤東國際戰略思想的核心內容之一。第三世界是中國調整對外政策的重要依據。根據這一戰略思想，中國政府明確地把加強同第三世界的團結與合作作為自己外交政策的重要內容。三個世界理論號召世界各國，尤其是第三世界國家，為了民族的獨立、經濟的發展、國家的主權和世界和平，要加強團結與合作，建立國際統一戰線，共同反對霸權主義。
鄧小平繼承和發展了毛澤東的“三個世界”的理論，在三個世界理論框架的基礎上，進一步提出了“東西南北問題”。他提出解決發展問題，主要有兩個途徑：一個是南北對話；另一個是南南合作，而南南合作尤為重要。解決南北問題的辦法是南南之間發展合作，加強南北對話。隻有在南方國家自己發展的基礎上，這種對話才比較容易。他的南南合作思想對推動新世紀的南南合作、促進世界發展和中國自身的發展都有重大的指導意義，是我國在新世紀同第三世界國家開展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麵的合作，建立戰略夥伴關係的理論基礎。
中國和廣大發展中國家存在共同的利益，這一共同利益的基礎在於都屬於第三世界陣營。因此，中國南南合作的基本理念是援助、是一種相互支持，而不是一種恩賜。其中一方的強大，必然形成對另一方的支持。中國開展南南合作，不僅使受援國獲益、經濟得到發展、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提高，中國也會從中獲益，政治上得到的支持、經濟上得到資源的支援。
無論從中國自身發展戰略看，還是從中國看待世界的視角看，和平發展始終是當今世界的主旋律。中國始終倡導並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並為實現上述目標不懈的努力。和平發展是新時期中國外交理論體係的精髓、是中國看待世界局勢和處理國家間關係的基本出發點。隻有發展才是解決貧困、衝突、恐怖主義活動等威脅國際和平的根本出路。當前，國際形勢繼續發生複雜深刻變化，但維護和平、促進發展、加強合作是世界各國人民的共同願望，發展經濟、擺脫貧困、改善民生已成為廣大發展中國家新的曆史潮流。
3.融合了西方援助的經驗。回首新中國成立至今我國走過的曆程，我們可以看到，外國對華援助是促進中國社會進步的動力之一。
1978年中國實施改革開放政策是一次對於發展道路和發展模式的重大選擇。1979年中國正式與聯合國開發計劃署（以下簡稱開發計劃署）簽訂《合作基本協定》，接受西方的援助，從而標誌著中國開展國際合作進入了一個“有給有取”新時期。
開發計劃署的援助屬於多邊無償技術援助，主要內容包括項目人員的國內外培訓和國外專業考察、聘請國內外專家為項目提供技術指導和谘詢服務，購置關鍵的儀器和設備用於科研、生產、教學等。從實際項目看，開發計劃署援助項目所涉及的範圍遍布對外開放、體製改革、製度創新、科技政策、技術引進、區域發展、新能源開發、環境保護、小城鎮建設、流域治理、湖泊整治、防沙治沙、消除貧困、艾滋病防治、節能減排、綠色經濟等諸多領域和方麵。另外，關於開發計劃署對華援助對中國改革開放和經濟發展所產生的積極影響、作用及價值，我們無法用金錢去估量，可以說是真正達到了“花小錢，辦大事”的杠杆效果。
（三）中國形成了“以我為主，兩頭在外”的新模式
中國發展離不開世界，30年來，中國一躍成為世界經濟大國，走出了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發展道路，這個過程離不開與西方發達國家的援助。在聯合國框架下，中國與國際經濟合作關係的建立，是從中國國情出發，把西方成功經驗與中國改革發展現實情況相結合，走出一條發展中國家的發展道路。
中國和平發展道路，不但是中國的重要經驗，也是中國與聯合國合作的成功。中國和平發展與聯合國合作具有共同價值觀。聯合國經濟合作主張，反映廣大發展中國家共同利益，中國最先將聯合國援助和輸出，列入政府管理重要日程；使中國形成了“兩頭在外”的國際合作創新機製。中國由於利用聯合國多邊合作舞台，使中國與發展中國家在地緣政治方麵獲得好處。總之，中國和平發展的成功，不僅著重處理中國與大國的關係就行，更應該務實地利用好聯合國這個多邊舞台的關係，沒有這個關係中國和平發展的成功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