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非實用性的角度來說，考古學是了解過去人類文化和曆史的一門科學；從實用性的角度來說，考古工作又是一種保護文化遺產的方式。兩者相輔相成——如果沒有保護，遺存都被破壞，考古學就沒有可研究的對象；如果從遺存中提取的關於過去的信息不夠多，那也稱不上合格的保護，甚至是變相的流失。
這兩方麵的目的都和盜掘或者其他一切挖掘活動是截然不同的。盜掘的本質，不是可移動文物所有權的轉移，而是遺存中蘊含的科學價值和曆史價值的毀滅。以古墓葬為例，破壞墓葬結構、遺物的位置和共存關係等重要曆史信息和科學信息。“盜”這個字容易給人誤解是單純偷竊（墓）主人的東西，其實更恰當的詞也許是loot而非steal（PS：盜墓賊也不單是thief，最起碼是burglar），因為盜竊必然伴隨著破壞。這種破壞並不以盜墓賊的主觀意識為轉移，比方說盜洞挖穿了墓葬的墓頂或墓門，這就是對墓葬結構的破壞，一座沒有隨葬品的空墓本身就是法律明確保護的不可移動文物，並不是說盜墓賊碰碎某個隨葬品才叫“破壞”。根據文物保護法，盜掘古墓葬罪屬於行為犯，並不以是否盜得文物為構成要件，隻要被告人有盜掘古墓葬的主觀故意，客觀上實施了一定的盜掘行為，就可以認定盜掘古墓葬罪既遂。有人不理解，墓葬結構能有多大價值？這很簡單，遺跡本身是個完整的三維空間，整體的價值永遠大於各部分之和，你要是硬把它割裂開來它當然不值錢。比方說明長城是世界遺產，世人都知道它的偉大之處，但是你敢把它拆成一堆磚塊兒試試？即使你一塊兒也不偷走，不還是使遺跡貶值了麼？對古墓葬來說，盜掘還極易改變埋藏環境，打破了原有的平衡，使得本可以保存下來的有機物灰飛煙滅。以最易引發爭議的人類遺骸為例，即使盜墓賊並不是有意偷屍體，但是他的行為客觀上導致墓主人的遺骸不能完整地留存至今，這種現象極為常見。更何況，有時候盜墓賊無所不用其極，宋代有盜墓賊，因恨墓主薄葬，“以刀斧磨碎其骨而出”，後來銷贓的時候被發現而伏法（見《東軒筆錄》卷七，轉引自螺旋真理）。
很多人都曾把考古學家的工作比作偵探，考古學的目的就是為了了解過去事件的真相。要我說，考古學基本上就是刑偵學的過去時態，這個比喻不怎麼恰當，但可以澄清考古是挖寶之類的誤解，說明了考古有什麼用。中日在近現代曆史問題上有很多爭議，對抗戰遺跡的調查和研究就能在這方麵發揮很大作用，包括哈爾濱市侵華日軍第七三一部隊舊址（1936-1945）和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死難同胞叢葬地（1937），這兩個都是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前者還經過科學的考古工作，發現大量用於人體細菌實驗的罪證物品。還有前段時間一度成為新聞焦點的濟南琵琶山萬人坑（1940-1945），戰後有一次為審判而進行的發掘（非考古發掘），挖出較完整的屍骨746具，零亂無法認定的難以計數，證實了日本侵略軍在山東的暴行，可惜後來既未建立類似南京大屠殺紀念館的機構，也未列入地方文物保護名錄。
有人會問這不是曆史學家該操心的事兒嗎？問題在於，日本戰敗投降前夕往往核心機密設施和檔案進行蓄意銷毀和破壞，而匆忙的東京審判和依據文獻與口述進行的學術研究，都遠不足以揭示日軍的罪行。而實物證據在法理上的地位就由此凸顯——罪犯可以殺人滅口，但是地下的人骨遺骸還能保存下來，罪犯會說死人不會說話，可是考古學可以發現遺跡的相對年代、遺骸埋藏時是否有捆綁痕跡，體質人類學研究能讓人體創傷和死因無可遁形。這時考古學家真正起到了偵探的作用（體質人類學家起到了法醫的作用），把這些遺跡保存下來，也許我們今天研究不明白的東西，子孫後代總會有一天搞清楚，這一份曆史見證永遠不會泯滅。而盜墓賊的行動就是專門幹擾偵探查案：抹去痕跡，偷走證據，擾亂信息和埋藏環境，還有比這更令人憤慨的事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