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
作者：雅克.達拉斯 （法國） 樹才 譯
吉狄馬加，不僅僅是一位彝族詩人，代表著他的民族，更是一位行動詩人。在曆史上，詩人一直是擁有語言魅力的行動者，因為社會的或政治的行動，並不與詞語的詩性妙用相悖逆。隻是從法德兩次歐洲大戰這場大悲劇以來，尤其在古老的歐洲，詩人們不再投身於行動。從那時起，詩歌行動或者走進一個非理性的荒誕怪圈，或者連詩人自己都否認介入社會的主觀願望，甚至退入“象牙塔”。前者可以舉出法國超現實主義詩人為例。人們記得，布勒東采取荒誕行為，握著手槍遊行，標舉他的絕對自由。人們記得，馬拉美崇尚職業教師的小小生活，同普通工人離得很遠。二十世紀的歐洲留下了行動混亂的最血腥印記，對詩人這些敏感者來說，他們表明對政治的冷漠，幾乎成了一種必然。當然，在法國，二戰中有“抵抗運動”詩人，阿拉貢、艾呂雅、埃馬努埃爾等等，他們敢於捍衛“詩人的榮耀”。但很快，二戰剛結束，在我們稱之為“解放”的時期，教條主義就侵占了精神。戰爭演變成“冷戰”，行動皺縮為一種機械反應。
如果我們想找到這麼一個時期，詩人們投身於把行動和詞語結合在一起的戰鬥，那得追溯到十九世紀。那時，詩人們感到應該創造曆史，在曆史中行動，並且留名青史。兩個例子尤其有名：法國的雨果，美國的惠特曼。雨果，寫出過《悲慘世界》的小說巨匠，他的命運值得所有時代的所有國家來關注。三十歲，無論在文學上還是政治上，這個年輕人就已經登上一個奇異的社會高度。在戲劇方麵，他奉獻了《歐那尼》的“戰爭”，於1830年贏得成功，從此在法蘭西舞台上發起了浪漫主義悲劇運動。在政治上，他被任命為法蘭西貴族院議員，進入議院。這位保皇主義和帝國之子，仿佛注定要承擔一種充滿榮耀的命運。1848年革命期間，他站到了另一個行動詩人、擁護共和政體的拉馬丁一邊，革命者雨果從此出現。雨果奮起反抗拿破侖三世，不得不流亡，他隻好在英國庇護下住到法國對岸的諾曼底島嶼上，直到二十年後重返法國，慶祝共和國勝利，結束了獨裁和專製。他是一個傑出的典範，從保守派一躍而成為最堅定的革命派！在大西洋彼岸，則是民主派人士惠特曼，他出身於最普通的社會階層，先做小學教師，後又從事記者，最後寫出了詩歌總集《草葉集》：當時完全出人意料，隨後被公認為最偉大的美國詩篇。惠特曼在他的詩篇裏說了什麼？他把自己變成了美國人民的經濟和政治突飛猛進的一名歌手，對平民和精英同等視之。這部詩集是一個真正的行動宣言，一部民主聖經。
毋庸諱言，在那個曆史時期，出現這麼兩個堪稱世界典範的大詩人，是同法國和年輕的美國的經濟和社會激蕩形勢不能分開而論的。一邊是古老歐洲之外崛起了這麼一個獨立的嶄新強國，另一邊是一個古老的民族，法蘭西，誕生了共和政體。那些行動詩人的奮起，總是與整個民族的覺醒和突進聯係在一起的。這有些像今天的中國出現了吉狄馬加。不可否認，吉狄馬加是十九世紀那些偉大的革命詩人的繼承者，他們在社會中擔任著重要的政治職務，同時用一種直接、樸素而又富於激情的詩歌語言來言說。副省長可不是一件輕鬆的差事。但對一個詩人來說，這也是一個特別有利的觀察點。一個行動詩人，用法國諺語來說，可不能“光說空話”。當然，如果不注意的話，他也可以用一種“雙重的語言”來言說。然而，詩的要求，不允許任何的鬆懈或暫停，必須始終恰如其分地言說。雨果用他的語言和風采表達他的思想，完全是他自己，不存在兩個雨果，而隻存在一個唯一的洞見者雨果。對吉狄馬加而言，我們感到，他的語言的基礎完全忠實於他與他的土地和他的民族的真正的深刻關係。此外，對一個“西方人”來說，這是一個全新的發現：與世界公認的中國經濟強勢的這一突進相一致，一種奇異的民族自豪感在吉狄馬加那兒得到了確認。從遙遠處，從法蘭西，新中國像是一個不清晰的磐石般的強國。無疑，這是一個“滯後的”觀察結果。現代的中國在前進，今日的中國在變化，在它的各種構成中尋求平衡，十幾億男女的行為無法臨時安排。所以，應該細心傾聽活在語言最深處的詩人們，以便把握這個大國的大致發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