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視節目娛樂化與製度化的困惑與出路
聲屏世界
作者：朱貞凡
【摘 要】電視節目的娛樂化、庸俗化、低俗化，一直受到學術界的批判。媒體社會責任的缺失，一方麵與媒體自律有關；另一方麵與法律、法規、政策監督有關。近年來出現了政策法規與地方電視台博弈，這種政策與實務之間的矛盾，也是電視節目發展過程中的必經階段。但如何協調者兩者的關係？本文試分析電視節目娛樂化與製度化的困惑，探討如何把握兩者之間的平衡，以期更好促進電視節目的發展。
【關鍵詞】電視節目 娛樂化 製度化
電視節目越來越娛樂化、庸俗化、低俗化，一直受到學術界的批判。媒體社會責任的缺失，一方麵與媒體自律有關；另一方麵與法律、法規、政策監督有關。近年來出現了政策法規與地方電視台博弈的局麵，這種政策與實務之間的矛盾，也是電視節目發展過程中的必經階段。但如何協調者兩者的關係？本文試著分析電視節目娛樂化與製度化的困惑，探討如何把握兩者之間的平衡，以期更好促進電視節目的發展。
電視作為文化產業的一部分，有其特殊的屬性。長期以來國內一直把電視節目作為一種宣傳教育的工具，現在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電視節目功能逐漸發生變化，其中娛樂化逐漸成為其重要功能之一。目前國內電視節目經常劍走偏鋒，出現了低俗化現象，降低了文化品位，忽視了與社會責任。學術界對此類問題已經做了很多的討論與批判。如李良榮的《診斷中國傳媒娛樂化》、歐陽宏生《快樂有度 過猶不及：對當前“電視娛樂化”問題的再思考》、孔令順《中國電視的文化責任問題研究》、孟寧《走向娛樂化的中國電視文化——警惕中國電視文化娛樂化的異化》、王佳《湖南衛視娛樂化研究》、劉行宇《中國電視泛娛樂化現象探析》、宋豔《中國電視娛樂化現狀研究》等等。國外研究比較突出的是尼爾·波茲曼在《娛樂至死》中認為：“一切公眾話語都日漸以娛樂的形式出現，並成為一種文化精神。我們的政治、宗教、新聞、體育、教育和商業都心甘情願地成為娛樂的附庸，毫無怨言，甚至無聲無息，其結果我們成了一個‘娛樂至死’的物種。”①提出了娛樂化的危害性。關於製度化研究，國內學者有陳懷林《中國傳媒製度的漸進改革》研究了中國媒體製度漸進式改革的路徑；丁和根《中國傳媒製度績效研究》梳理了新中國傳媒製度的淵源、確立、變遷經過，並指出這種變遷是是各利益主體相互博弈的結果；②易旭明《中國電視產業製度變遷與需求均衡研究》“行動團體”之間的博弈推動著中國電視製度變遷的過程。市場需求持續擴張，將帶來持續的潛在收益，這將成為電視產業利益相關者采取製度創新行動的持續動力等。③國外學者布爾迪厄《關於電視》對影響電視的隱形媒介審查行為及其內部機製進行了詳細的解析，挖掘出隱藏在電視的形象及其話語這些假象背後所蘊含的秘密。④這些學者分別從不同方麵來研究娛樂化與製度化，認為娛樂化是不可避免的，是工業文化的一部分，不約而同地批判了娛樂化、庸俗化、低俗化、同質化。但是，針對如何協調這兩者關係方麵的論述目前比較少，那如何使兩者達到協調呢？
首先，電視節目為了收視率，往往采取低俗化、庸俗化的節目來博取受眾的關注。布爾迪厄在《關於電視》中指出：收視率“是隱藏起來的上帝，它不為人們所見，但它卻一直統治著這個圈子，如果節目下跌了一個百分點的收視率，那在某種程度上來說，這與直接走向死亡無異。”收視率決定了電視節目與社會責任之間的博弈局麵。目前，國內電視台有三個功能，一是宣傳黨與政府方針政策；二是對公眾服務；三是商業活動。同時政策上強調“社會效益第一，經濟效益第二”。但為了商業利益，為了收視率，電視台娛樂節目往往會走向低俗化，缺失了社會責任。當前電視台是事業性質，企業管理。為了利益最大化，少數電視台一味追求收視率，采取末位淘汰製。社會責任缺席，這是過度娛樂化的困惑。但又不能采取壓製手段，不讓電視節目朝娛樂化發展，因為娛樂是電視本身的屬性。布爾迪厄指出：“在50年代，當電視作為一種新現象問世時，電視關注的是文化品位，追求有文化意義的產品並培養公眾的文化趣味；可是到了90年代，電視極盡媚俗之能事來迎合公眾，從脫口秀到生活紀實片再到各種赤裸裸的節目，最終不過是滿足人們的偷窺癖和暴露癖。”⑤尼古拉斯·阿伯克龍比指出“電視主要是一種娛樂媒體，在電視上亮相的一切都具有娛樂性，嚴肅電視這一術語自相矛盾。⑥電視是一種大眾文化，大眾文化“從製作動機上看，大眾文化不是創作主體為抒發個人意誌、探索未知領域、拓展精神領域而進行的創作，而是以利益驅動、被市場控製的行為；從製作方式上，它不是個體精神激發下的靈感張揚與技藝展示，而是以科技促進的，以大規模協作拚湊、反複製作播出的；從製作機理上，它追求時尚，製造和追隨潮流，把深度平麵化，它以感官刺激為最高標準而不是追求對深度的開掘和對靈魂的探究；從產品形式上，它又具有圖像性，以曲折的線條、繽紛的色彩、感人的形態去刺激受眾的感官。”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