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險社會中媒體凝聚法治共識的一般機製
學子論文選登
作者：崔文佳 周婷
【摘 要】風險社會的製度和關係呈現著複雜、偶然和分裂的特點。為了扭轉社會治理的窘境，重建社會共識成為必由之路。作為不同利益群體“公約”的法律，成為建立社會共識的最佳切入點。基於凝聚社會共識的訴求，新聞媒體成為履行這一職能的不二選擇。依照傳播效果發生的三個階段，筆者提出媒體凝聚法治共識的一般機製，即議程設置機製、新聞框架機製、輿論引導機製、倒逼製度機製。
【關鍵詞】風險社會 社會共識 法治共識
一、“風險社會”與社會共識
“這是一個最好的年代，也是一個最壞的年代；這是一個智慧的年代，也是一個愚昧的年代。”狄更斯在其小說《雙城記》開篇語中這句宿命式的名言，似乎總適用於每一個發展變化中的大時代。伴著“經濟奇跡”的中國，正進入深刻的社會轉型期。其間，社會衝突、民意嘯聚時有發生。這恰如德國社會學家貝克描述的“風險社會”，即人類麵臨著威脅其生存的由社會所製造的風險。
社會規範和價值龐雜的當今社會，其背後是整個社會共識的缺失。“社會共識就是指全體社會成員對某個目標、某種價值觀、某種判斷的認同。從宏觀上看社會共識是在各個階級、階層之間，政府與民眾之間，政黨與政黨之間達成的；從微觀上看是在每個社會成員之間達成的。社會共識雖然也包含感性因素，但更多的是理性思考的結果。”①社會共識在轉型的陣痛中土崩瓦解，政府卻不能有效地重新搭建起公共話語平台，最終導致了各個社會族群有著各自的話語體係。“你說你的，我說我的”，隔空喊話般的溝通促成了現在的窘境。因此，扭轉“風險社會”窘境的必由之路就是社會共識的重新建立。
二、法治共識與媒體功能
社會體係的複雜性決定了社會共識的建構是一個龐雜而巨大的工程。碎片化帶來斷裂的社會族群之間是“不通約”的。因此，社會共識的重建必須以不同社會利益群體的“公約”為切入點。筆者認為，此“公約”非法律莫屬。以法為公約，就是以法律為準繩，依法治國。因此，法治對當今中國意義深遠。照此邏輯，法治共識的建立就成為社會共識建立中的重要一環，也是社會共識建立的最佳切入點。
那麼，如何凝聚社會的法治共識呢？在傳統社會，上傳下達的功能是由教育和宗教來承擔的，而在現代社會則成了大眾傳播的一項主要任務。這主要源自現代社會輿論場域的格局特征。布迪厄的場域理論認為，“場域是由一係列客觀關係構築的社會空間，在這一空間中，不同位置上的各種力量為爭奪製度高位或權力資本，不斷地展開彼此間的博弈和爭奪。在現實的社會話語場域中，輿論場並非鐵板一塊，尤其在目前中國社會話語場域中，由於目前社會處於深刻的轉型期，民眾利益訴求不盡相同，形成了以官方話語場域為主，各種邊緣話語場域並行不悖的輿論場域循環流動的整體性格局。”②麵對如此複雜的輿論格局，媒體是凝聚法治共識的不二之選。
三、媒體凝聚法治共識的一般機製
基於上傳下達的任務需要和媒體的自身屬性功能，媒體成為凝聚法治共識的必要工具之一。繼而，我們要探求媒體凝聚法治共識的一般機製，也就是媒體究竟如何凝聚法治共識。總體說來，法治共識的達成是一種傳播效果。以報刊、廣播、電視為代表的大眾傳播的社會效果可分為三個層麵：環境認知效果、價值形成與維護效果、社會行為示範效果。媒體就是依照這樣的順序而設置機製，從而實現預設的種種效果。在此，筆者選取了2013年初引人關注的“李雙江之子強奸案”為研究案例，以說明媒體達成法治共識的機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