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風前行的拓荒者
影視文學
作者：李夢瑩
摘 要：1956年至1957年呂班導演先後拍攝了《新局長到來之前》《不拘小節的人》《未完成的喜劇》這三部影片。然而，1957年呂班導演在反右鬥爭中，被扣上了“利用喜劇反黨、反社會”的帽子。本文從喜劇電影發展史的角度分析呂班導演對中國喜劇電影的繼承、發展與探索，探究呂班導演在電影史中的重要地位。
關鍵詞：現實主義；表演；喜劇手段
作者簡介：李夢瑩，女（1989.10.20 -），籍貫：河北保定，學校：河北大學，學院：藝術學院，專業：戲劇與影視學，職稱：碩士研究生。
[中圖分類號]：J975.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13）-14-0-02
喜劇片是電影發展史上較早出現的一類影片，盧米埃爾兄弟的《水澆園丁》就像我們展示了電影與生俱來的喜劇性。1922年拍攝的《勞工之愛情》作為中國第一部故事片，同時也可以說是一部結構上比較完整的喜劇片。20世紀20年代中國喜劇受美、法動作喜劇的影響，喜劇創作停留在打鬧階段。1924年洪深成立了開心影片公司，開始嚐試賦予滑稽片以思想意義和較高的情調。到了40年代隨著《太太萬歲》《烏鴉與麻雀》等具有人文批判精神的喜劇出現，中國喜劇開始走向成熟。
然而，在1949-1955年期間，由於新中國剛剛成立，社會體製和電影政策發生了重大變革，國內緊張敏感的現實政治環境，使得電影藝術家們集體拋棄了喜劇。直至1956年，社會主義改造完成，整個社會文化環境呈現出寬鬆的局麵，再加上“雙百方針”的提出，為喜劇片重新回到人們視野創造了外部條件，呂班導演開始了他對於喜劇的探索。1956年至1957年他先後拍攝了《新局長到來之前》《不拘小節的人》《未完成的喜劇》這三部影片。然而，在1957年呂班導演在反右鬥爭中，被扣上了“利用喜劇反黨、反社會”的帽子，為了新中國的喜劇創作付出了沉重代價。
一、現實主義精神的傳承與探索
在新中國成立之初，社會剛剛經曆巨大變革，人們緊張的心情還沒有放鬆，因而這一時期的中國電影大多是脫離時代的意識形態特征明晰的戰爭片。這幾年中，對於喜劇片幾乎沒有進行過有意識的嚐試與探索，新中國喜劇電影的發展遇到了嚴重問題。在這種情況下，呂班這個新中國喜劇電影的拓荒者開始了他的喜劇探索。縱觀中國電影發展的每個階段，具有現實主義精神的影片一直占據著那個時代的主流地位。在喜劇曆史的發展進程中，能給人們留下深刻印象的，也大多是那些緊扣時代脈搏，站在曆史的高度，以人民大眾的生存狀態和生活現實作為題材的喜劇。20世紀30年代， 民族危機加深，左翼電影人發起新現實主義運動。喜劇電影開始麵向現實，揭露社會黑暗， 表現人民疾苦。到了40年代，電影導演們創作了以《太太萬歲》和《烏鴉與麻雀》等為代表的對當時社會進行人文批判的喜劇片。體現出了一種對於中國現實生活世態、風俗、傳統的關懷，以及對當下老百姓人情人性的關懷。那些真實反映現實生活，關注當下個人和社會命運的電影，真切傳達著時代的精神。
1956年的中國，階級鬥爭已經結束，然而人民內部矛盾卻大量湧現，官僚主義開始滋生，不良風氣逐漸蔓延。呂班導演的《新局長到來之前》、《不拘小節的人》、《未完成的喜劇》這三部喜劇正是對於當時現實生活中存在的那些與新中國新氣象、社會主義精神文明格格不入的醜惡現象的諷刺與揭露，是對現實主義的深化，帶有強烈的社會責任感。
二、溫和的諷刺
中國傳統的喜劇電影都是以諷刺作為喜劇基本要義的，可以說沒有諷刺也就沒有喜劇。“喜劇，就是將無價值的東西撕破給人看。”因而諷刺的對象必然有著一定的缺陷。通過對缺點的放大和誇張，從而進行辛辣的諷刺、無情的嘲弄，讓觀眾產生不同含義的笑聲。
三四十年代的諷刺喜劇中，作品往往直接訴諸對於社會體製的批判。而新中國成立以後，階級矛盾已經結束，特定的政治思想和文化環境裏，諷刺受到了重要的限定。再加上經過全國範圍內對《武訓傳》的批判，電影工作者的創作如履薄冰。在新形勢下，為了不舍棄喜劇傳統，又能適應新時代新社會的要求，呂班導演探索出了一種溫和的諷刺。既繼承了三四十年代的喜劇諷刺傳統，但又和傳統的諷刺有所區別。麵對人民內部矛盾，他的諷刺不是顛覆性的製度上的懷疑，而是溫情脈脈的，通過對個別品行不端、性格惡劣的人的溫和的批評，讓觀眾笑可笑之人，從而讓人們有則改之無則加勉，起到善意的教化作用。在《新局長到來之前》中，所諷刺的對象是帶有官僚主義作風的總務科科長，並沒有涉及政治陰謀和敵我鬥爭，而且最終正義壓倒了邪惡。這部影片成為了新中國曆史上第一部揭露官僚主義，正視人民內部矛盾的作品。在《不拘小節的人》中，導演諷刺的是缺乏公共道德的作家李少白，是對普通人缺點的集中展示。通過適度的諷刺，在笑聲中來喚起觀眾的道德感。在《未完成的喜劇》中，導演分別對當時鋪張浪費的風氣，吹牛浮誇的現象和不肖的品行進行了批評。然而影片中塑造的諧音“一棒子”的形象似乎暗含著對文化橫加打擊的諷刺，影片被定義為反動的“大毒草”遭到了封殺。呂班導演對於適合表現新生活新社會的諷刺喜劇的探索，雖然有所顧忌，但在喜劇電影舉步維艱的特殊時代背景下，也是值得讚賞的。導演在特殊年代關注現實，正視人民內部矛盾，幹預生活的勇氣可歌可頌。然而也正是他這份勇氣，引發了他悲劇的命運，被劃分為“右派”後，鬱鬱而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