汙名與衝突：時代夾縫中的廣場舞
作者：王芊霓
[文章導讀]對廣場舞者來說，跳舞是一種重要的生活情趣，大大小小的舞隊已然成為現代中國中老年女性排遣孤獨、溝通情感的團體。但對大多數人來說，廣場舞大媽的形象卻是一種約定俗成的笑料，而汙名（stigma）背後，正折射出現代中國女性身份認同的危機與焦慮，公共空間中的矛盾和碰撞，暗含著變革時代的隱喻與諷刺。當我們回顧曆史變遷，可能會把這一切衝突歸於它的戲劇性，但在當下，審慎辨析的思考視角將決定未來的發展道路。
“廣場舞”在今天的中國業已成為一個充滿爭議的文化焦點。它流行的原因通常被解讀為廉價和低門檻，或者是集體主義時代傳統的回潮。伴隨著這種解讀，“廣場舞”和廣場舞者被接連不斷的負麵新聞淹沒，似乎整個社會以“噪音汙染”和“空間占用”為主要戰場，開始了對廣場舞的討伐。然而本文認為圍繞噪音和空間問題的討論流於表麵，筆者希望能跳脫出爭議本身，沿著曆史脈絡和時代背景去解讀“廣場舞”及其參與者招致汙名的深層原因，“廣場舞”的背後，實應折射出更大維度上的曆史、社會與文化議題。
廣場舞的正能量與負形象
與中國大部分的城市一樣，河南省的中小型城市在近年也經曆了很大的變化，不少原住居民為了獲得更好的學習和工作機會遷往大城市，同時也有外來移民遷入定居。居民的頻繁流動和新區的建設發展使得舊有熟人社會被打破，固有的鄰裏關係也被打散重建。在2013年夏天，筆者來到一個這樣的城市[2]，深入采訪了這裏的廣場舞舞隊，由其內部社交等問題切入調查，發現在這座城市，中年和退休女性對舞蹈團體非常依賴，這不隻因為她們認為鍛煉使自己更加健康，更重要的是廣場舞塑造了一種社交氛圍。
我的研究發現，參與廣場舞的許多女性都可以被稱作是中國曆史上“第一代孤獨母親”。因為計劃生育政策，她們可能剛剛步入中年，就要開始麵臨獨自一人在家的境況，她們的丈夫許多都去了收入更高的外地工作，孩子也從高中甚至初中起就到“教育更發達”的地區就讀，更不用提年長的已經上大學和遷居外地成家立業的情況。現有家庭關係中這些變化造成的孤獨，都促成了她們對一種替代性的社會關係的訴求。女人們因為被廣場舞這樣新的團體接納而獲得情感支持，她們也可以更積極的麵對家人孩子的遷居、老齡化、還有問題婚姻等造成的種種挑戰。促使女性去參加廣場舞的具體原因總是五花八門的，但總體而言，孤獨是非常重要的因素。廣場舞正是一種療愈孤獨的方式，滿足了這些女人對人際溝通和情感共鳴的強烈願望，正如一種 “心靈按摩”。
當然，舞蹈隊內部同樣也是一個現有不平等的社會關係存在甚至再生產的地方。首先貧富差異、城鄉差異等也在廣場舞團隊內部表現出來，比如在一些兼具城市人口和鄉村人口的廣場舞隊裏，後者就極少成為領導角色，而通常處於邊緣地位。廣場舞團隊不是一個烏托邦，有著較高文化和經濟資本的人與低文化經濟資本的人皆混雜在內。因此，現行社會中運行的社會結構和區隔也同樣在廣場舞群體中反映和運行。可是另一方麵，舞蹈隊也確實在塑造新的可能。一種跨越貧富甚至階層差異的友情也可以在舞隊中被發現，一種替代性的不完全遵守商業社會規則的社會關係也在廣場舞中形成著。例如，在我的調查中就有因為感動於一位背景普通的“舞友”樂觀麵對癌症的精神而與她成為好朋友的“富婆”。
和其他一些社團形式類似，廣場舞舞隊也能夠促進其團體成員精神與性格的內在轉變。我的一位報告人吳雨花，今年60歲，是當地無線電廠的退休工人，堅持跳廣場舞已經一年了，她告訴我，“跳舞以前，我非常內向，而且經常看事情糟糕的一麵。我愛和別人比較，覺得自己不如別人。跳舞以後，我開朗了不少，讓我發愁的事兒沒有以前認為的那麼愁了。很多朋友說跳了這個舞以後，覺得我的性格都變了” 。通過舞蹈隊重塑的身份認同，也相應地改進了她們其他的社會關係。一些舞蹈隊在成員內部約法三章。比如，李紅梅所在的藍色海岸舞蹈隊，就有這麼一條不成文的規矩，“不討論家長裏短，隻討論如何使家庭和諧的秘籍”。這種規則的製定一方麵說明了廣場舞參與者對集體認同的創造，一方麵確實使得不少女性能夠更加積極的麵對日常生活帶來的挑戰。
與廣場舞對於其參與者的正能量相對比的，則是這一群體所蒙受的社會汙名。人們把參加“廣場舞”的這些並不年輕的女性稱為“大媽”，這個詞在北方方言中帶有貶義，而現如今它儼然成為了大嗓門兒、有些發福、不再性感的中老年女性形象的代名詞。不僅如此，“廣場舞”和“廣場舞大媽”已經成為不少脫口秀和笑話節目的固定“包袱”和笑料，日常中人們談論大媽和引用廣場舞的方式，也都說明了廣場舞大媽蒙受汙名之實。除了被汙名，被忽視也是司空見慣。筆者在田野調查時遇到一個以廣場舞為名的比賽，冠名單位因為擔心單獨的廣場舞表演吸引力不夠，同時聘請了一些年輕舞者，其中還包括幾個孕婦進行肚皮舞表演。而隨後的媒體報道和人們談論中，年輕女性的表演成為了焦點，大媽們則成了零星點綴。比賽結束後，其中一支廣場舞的領隊不無傷感的說：“最讓我傷心的是，我們以為這次比賽是真正為我們設計的，但是結果，我們卻還是為別人做嫁衣裳。” 這句有些苦澀的話其實正是廣場舞大媽在社會中邊緣地位的真實寫照。
根據戈夫曼（Goffman）對於汙名（stigma）的洞見，招致汙名的原因往往是由於被汙名者的某些特征與社會對它的期望不同。[3]基於此，人們對“廣場舞”一種或含蓄或明確的消極態度就容易被理解了。針對“廣場舞”的汙名，其實裹挾了兩個方麵的社會期待：一方麵是對它的主要參與者——中高齡女性行為的社會期望；另一方麵是對公共空間如何被利用的期待。這兩個方麵的原因都需要細致深入的解讀。
美麗夕陽還是枯萎的花？
無論是被汙名還是被“魅力化”，其實都是社會和文化動態建構的產物。以健身和舞蹈為例，在動態的建構過程中，它們被賦予了積極或消極的符號意義。例如瑜伽已經成為健康、積極、高端的代名詞，甚至已成為專屬於城市中上層的一種高雅的運動方式。換句話說，人們已經可以通過練習瑜伽而成功地標榜一種品味。而研究表明，瑜伽的“魅力化”與商品邏輯的合謀是密不可分的。與之相反，還有一些舞蹈形式則被主流價值觀認為是消極的。比如，在斯裏蘭卡，一種叫做“Kandyan”的傳統舞蹈，它的表演者因為與傳統的密切關聯而遭遇邊緣化。舞蹈研究者Susan A. Reed認為這是由於這種傳統舞蹈被它代表的“落後的過去”長期禁錮了，舞者們被認為與“現代”格格不入而陷入一種底層困境。[4] [5]再如Jonathan Noble通過對秧歌的研究，認為對秧歌的汙名和舞者多為老年人的身份有關，[6]因為老年人參與舞蹈往往挑戰了社會慣常對他們的期待。這些社會期待與老人自我認同的差異包括：社會慣常認為老年人應該是位於社會邊緣的，與感官愉悅無關，與性無關，數日子度時光的；而通過舞蹈，她們追求的是一種理想自我：處於社會核心，是社會的財富，仍然有感官和性的吸引力，積極健康生活等等。需要說明的是，正是因為客觀生理年齡變老和一些生理功能的喪失（比如絕經），才使得中老年女性在舞蹈中盡情表現性感時不再容易造成違背倫常的後果，[7]因而更容易被她們的家庭接受，她們也才有了機會去拾回自己年輕時被壓抑的愛美之心。
有些諷刺的是，這些中老年舞者體現的與社會期待衝突的自我追求，卻恰恰也是社會構建的產物。大部分廣場舞愛好者經曆過推崇“去性化”的毛時代，然而筆者發現在她們身上這種“去性化”的時代烙印卻已並不多見，反而她們表現出的對柔美和性感的追求是在當今社會被扭轉和重塑出來的。性感、柔美、苗條的女性出現在方方麵麵的商業宣傳中，不停刺激著大媽也去追趕這種當下流行的女性美。例如，在筆者研究和參與廣場舞的過程中，經常目睹中高齡女性試圖模仿一些拉丁舞和爵士舞的動作，比如扭屁股或者做一些性感卻很難達到的肢體動作。采訪後得知，她們這樣做背後的邏輯是：要保持年輕，就要向年輕人看齊，要“與時俱進”，比如模仿年輕人在舞蹈中的動作。簡而言之，當下社會鼓動著中老年女性追求性感的渴望，卻試圖壓製或剝奪她們追求性感的權利。
在全球一體化的今天，全世界的女性似乎都有類似的追求。在一些發達國家比如英國，很多老年人鍾情摩登係統舞（modern sequence dancing），這與英國社會對老年人行為的期待也有差異，卻沒有遭致汙名。反觀中國的廣場舞，卻成為大眾調侃和取笑的對象，這是否提醒我們應當重新審視中國當代社會的包容性？
當然，也有一部分女性參與者是極力壓抑自己對感官愉悅和性魅力的追求的：有一些報告人拒絕使用“跳舞”這個詞，而是用“跳操”來強調廣場舞的運動屬性和健康目的：她們也不穿短裙或者高跟鞋，並且尤其注意自己的肢體動作不要過分招搖——許多經曆過社會主義曆史的“大媽”確實內化了一種“去性別化”。有些人通過懷念年輕歲月、通過懷舊獲得愉悅感，有些人則更多的通過“與時俱進”獲得愉悅感，雖然研究表明後者是現在“廣場舞”中女性氣質的主流，但個體間的差異卻也是非常顯著和必須被區別對待的，這也說明了曆史對不同個體影響的差異性。 [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