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行於古老又新鮮的唐詩
作者：袁淩
唐詩是一片古老而新鮮的雪，能夠隨時取出，擦亮我們的感覺和語言。它也是掘在庭院中的一口井，眼下仍可汲取，永不幹枯。
在眼下，唐詩和我們的關係含有不動聲色的困惑。
對普通人來說，從小學課本裏的“鋤禾日當午”，到成年的耳濡目染，唐詩仍舊代表著傳統認同和審美標杆，地位不可動搖。
另一方麵，這種關係又似乎止於思古之幽情，不能與當下的人性感受發生實際聯係。體現在創作領域的表現是，現代詩歌自覺斬斷了傳統的血緣，殘存的古體詩寫作則近似“打油”，魯迅文學獎中的詩詞類評選淪為鬧劇。
我們想到李白、杜甫、李商隱時，會覺得他們是在另一個完全不同的時代裏寫詩，意境令人神往，經驗卻與今天不具可比性。一句“盛唐氣象”或“天人合一”，往往就籠罩了他們的麵目。詩人們與世界的關係，對待物質和自身的態度，人性的層次脈絡，與我們所處的現代有了本質的隔絕。
這也意味著，唐詩更像是家中祖傳的舊物，雖然親切，引人摩挲，卻失去了哺育生命的性質，不再提供創造的原動力。這種現象移植到荷馬史詩或者聖經詩歌上，都是難以理解的，它們更像是後代人不斷反向挖掘、汲之不盡的井。
唐詩的恒久生命力
是唐詩不具備延伸至現代的內在生命力，隻能停留那個限製了它的“黃金時代”裏；還是我們回頭打量唐詩時，視距和角度已經出了問題？
這是我在早年接觸唐詩的經曆中隱隱感到的一種疑惑，一種不適。由於青春期對李商隱的偏愛，這種不適更趨強烈。作為所謂“朦朧詩鼻祖”，李商隱的詩裏找不到通常的“盛唐氣象”或“圓融意境”，反倒對於破碎、分裂、寂寞、晦澀有著獨特的傳達，個體性非常強烈，與青春期的我心境似乎天然互通。或許有人將李商隱及李賀看作唐詩中的異數，但以後在對孟浩然、杜甫、王維以至李白的閱讀中，我仍然能感到強烈的個體性差異。
對於一般“盛唐之音”觀念的不適，也就一直延續下來，直到在近著《在唐詩中穿行》裏試圖探尋和釋放。
探尋的路徑，需要擺脫對“盛唐之音”的成見，把詩人們還原為生活中的個人，考察他們筆下的個體生存經驗，與今天的我們有無共通之處。一旦擺脫“盛唐意境”和“天人合一”的籠統意象，我們會發覺他們的體驗真實而具體，在可靠性和內在性上，與今天的我們並無絕對阻隔，反倒可以在細致靈敏上療救現代的某種麻木貧乏。更進一步說，他們都是某種意義上的“現代人”，而我們也並非遠遠超前於他們的感覺世界。
舉例說，孟浩然筆下的“微雲淡河漢，疏雨滴梧桐”，或者柳宗元的“石泉遠逾響，山鳥時一喧”，在“意境清絕”的評價下，少有人注意到他們對世界的觀察，不隻是外部性和籠統的，在精確性和內在意識上不遜於甚至超出現代人。這種精確或“體物入微”正是現代人丟失的語言能力。
杜甫在《北征》或者《贈衛八處士》對野果灌木、韭菜黃粱不厭其煩的描述，不僅是以詩為史，更含有對有限物質的珍視，對個體生存與物質世界供養關係的領會，這完全可以說是一種現代存在意識。盧照鄰在生前預先為自己營造墳墓，偃臥其中，隔絕世事，更可以說是在直麵死亡中保存個體強烈的存在意識，含有通向西西福斯或“局外人”的訊息。
即使是天才詩人李白營造的“秋浦”，不也充滿了晦澀恍惚、潛意識與現實交彙，成為某種存在狀態的隱喻？在某種程度上說，“秋浦歌”正是朦朧詩的鼻祖，李白並非隻有“飛流直下三千尺”的豪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