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天祥被自己人“勸死”
從文天祥被俘那一天起，就有人希望他盡快舍生取義
１２７８年１２月，文天祥在廣東海豐被元兵突襲，服毒自殺未成，被俘。次年４月被押解到廣州，而後北上前往大都。文天祥作為俘虜進入江西時，就開始絕食，希望船到自己故鄉吉安時像不食周粟的伯陽、叔齊一樣餓死守節，他在詩中說：“餓死真吾誌，夢中行采薇。”在餓了八天後，他卻沒有餓死，由於家鄉已過，押解的人捏著他的鼻子灌食，使文天祥沒有能夠在家鄉殉國。他希望能夠有機會逃脫，即使死也不能在荒山野嶺中，而要在世人關注下悲壯殉節。所以，文天祥就“配合”押解他的元軍，繼續北上。
但是，狀元宰相文天祥被俘的消息此時已經傳遍江南，他一直不殉國，讓無數人焦慮不安、坐不住了，一些人唯恐文天祥不死，擔心他投降，從而讓他與大宋的貞節受損。
此時，南宋王朝已經徹底被滅，舊王朝的無數官宦要麼被殺，要麼已經投降（包括文天祥的弟弟），而百姓和原來的低級官僚則是“沉默的大多數”。“沉默的大多數”並非不愛國，甘願接受異族統治，隻是他們自己不願意犧牲，但他們也有期待，就是希望別人為舊王朝守節殉難。如今，整個江南都在看著被俘的文天祥，盼望著他早日殺身成仁。
文天祥的學生生祭老師
喊出“沉默的大多數”心聲的是文天祥的老部下，也是他廬陵（今吉安）的同鄉王炎午。王炎午（１２５２年－１３２４年）字鼎翁，是一位愛國青年。
當時２８歲的王炎午，聞知押送文天祥的船將過江西，即作了長達１８００餘字的《生祭文丞相文》。王炎午將此文謄寫近百份，“字大如掌，揭之高砌”，張貼於文天祥被押解可能經過的贛州、吉安、南昌等沿途驛站、碼頭的山牆、店壁諸醒目處。還派人在各處宣讀：“嗚呼！大丞相可死矣！文章鄒魯，科甲郊祁，斯文不朽，可死……為子孝，可死。二十而巍科，四十而將相，功名事業，可死。仗義勤王，受命不辱，不負所學，可死……雖舉事率無所成，而大節亦已無愧，所欠一死耳……”如果“誌消氣餒”，“豈不惜哉”！
總之，文丞相應該死，而且要趕快死。他唯有一死方可明誌，生命必須毀滅；忍辱偷生或者投降，就意味精神的死亡。王炎午們做的一切就是為了鼓動文天祥“速死”以保持名節，這並非個體行為。那位曾經入獄探望文天祥，並給其演奏《胡笳十八拍》的道士汪元亮，也在探望過後“勉勵”文天祥：“必以忠孝白天下，予將歸死江南。”王炎午的行為，其實代表了當時江南在元兵鐵蹄下“沉默的大多數”的道德要求，因此這篇祭文在當時震動很大。
“勸死”文天祥背後的社會、文化心理
王炎午如此大張旗鼓地勸文天祥去死，是有著社會心理基礎的。中國文化對文人的節氣和女人的貞節的重視，在進入宋代以後，已經形成了一種高調的社會文化。但能夠自覺實踐的畢竟還是少數，多數人並不去殉難，而是勸他人為了崇高的道德價值做出犧牲。
中國人內心深處有一種道德崇高借口下對生命的冷漠，特別是對於為敵人俘虜的士人與被玷辱的女子，都希望能夠以死守節。當然，希望俘虜和被侮辱的女人自殺的人，都是沒有犧牲危險的，他們“安全”地以道德觀望和審判別人，其任務隻是給女人立貞節牌坊，或使烈士的英雄事跡流傳。
道德價值的實現，特別是需要損害甚至付出生命的，完全是個人的自由意誌。所以，王炎午的勸死文，是對文天祥生命的不尊重和冷漠，它的出現，並非什麼文化榮耀，而是一種文化悲哀。
從王炎午寫《生祭文丞相文》，到文天祥被殺，其間有長達三年半的時間。當文天祥在監獄中曆盡折磨的時候，江南故國的人竟然不擔心他的健康，不希望他多活些時日，而是希望他早死。他一日不死，王炎午們恐怕都不會心安。王炎午們的心一直會為文天祥能否按照自己的“理想”，敢於犧牲自己而擔憂吧。
１２８３年１月９日，文天祥終於殺身取義，壯烈殉節。千裏之外的王炎午得到死訊後的反應，是悲痛，也許更多的是感慨和心安，因為文天祥的死刑早就被他判定了。在前一篇祭文的使命完成之後，他又作了一篇《望祭文丞相文》，第一句話是這樣的：“丞相既得死矣，嗚呼痛哉！謹此致奠，再致一言。（摘自《讀者》２０１４．２李萬鋼／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