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戰親曆者回憶真實的“一九七九”
在人民解放軍如今的高級將領序列中，有一個群體與一場戰爭息息相關，坊間稱他們為“越戰幫”，這些人在戰後的十幾年間迅速成長為中國第四代和第五代將領層骨幹。事實上，１９７９年開始的這一場戰爭，其影響遠不止是培養了中國軍隊現代化進程骨幹領導層，也深刻改變了中國軍隊的戰爭思維。它為中國軍隊從骨子裏進行變革，提供了血的動力。
每個人都怕，不怕死的是電影
１９７９年２月１７日，中國人民解放軍在雲南、廣西兩線對越南軍隊展開全麵反擊，戰線迅速推至越南境內。來自湖南的２３歲偵察兵馮仁昌，此刻作為東線（廣西方向）先頭部隊，開始進攻中越邊境線上一個高不足百米的山頭——庭毫山。一腔熱血不能掩蓋對生死的恐懼。“開戰前一晚，我一宿沒睡著，心理一直在犯嘀咕。上戰場誰不怕死，但主要還是緊張。我沒留下遺書，部隊不讓。”馮仁昌說。
２月１７日開戰當天，５４軍１６１師的殷燕，尚在師部駐地河南焦作等待開拔。開拔前，殷燕碰到了一件事，讓她記憶猶新：“晚上醫院突然接到一名‘重病號’，是４８２團一個連隊的士兵。由於戰前恐懼，割腕自殺未遂。每天醫生和護士們進去為他治療打針時，都對他投以鄙視的目光。”
５５軍１６３師４８９團７連戰士劉萬傳在拔除“法國樓”工事的戰鬥中奮不顧身，所在連被授予對越自衛反擊戰攻堅英雄連，個人獲勳章。但他在最近接受采訪時有兩句話令人印象深刻：“我隻想活命”、“趕快結束戰爭”。
真的戰場，比想象的更糟糕
經曆了１９７９年，殷燕才知道真的戰場遠比《英雄兒女》裏更糟糕。６５０高地攻堅戰開始後，作為傷烈組醫務兵，殷燕看到的場景是這樣的：“傷員太多，遍地都是，我們都是蹲著工作，一個接著一個的做手術。時間長了腿便沒了知覺，就跪在地上工作，足足堅持了六天六夜。”
李永安是５５軍１６３師唯一一個戰地記者。戰前一天，他曾與４８７團９連連長張崇福和副連長張運合喝酒壯行。２月１７日，９連進入越南攻打同登“法國樓”炮台。戰鬥開始不到１個小時，連長張崇福就被打穿腰部，５分鍾後傷重犧牲。副連長張運合隨即頂替，繼續帶領９連進攻５號高地，一個小時後，張運合也被子彈打中頭部，英勇犧牲。三個人，最終隻有李永安活著到了諒山。
馮仁昌是先頭部隊的偵察兵，他更體會什麼叫九死一生。“我所在的連隊正沿著先頭部隊走過的道路前進，這時候迎麵走來了三個背籮筐的越南女孩。我們當時也沒當回事，就讓她們走了過去。可誰知走了沒多長時間，後邊就傳來了一陣槍響，我們連隊立馬就被放倒了３個人，而我們根本找不到敵人。我們猜想極有可能是剛才那三個越南女孩，背後的籮筐裏放著的可能就是ＡＫ－４７突擊步槍。”
如果能準備的再好些，再充分些
殷燕回憶起她所在部隊的一次“誤傷”。所謂誤傷，或多或少暴露了我軍戰前準備的不足：“我們師３營７連在向團主力靠攏時與越軍相遇，７連長見進攻受阻，便在軍用地圖上標注出坐標位置，並向幾十公裏外炮群報告，引導炮兵轟炸越軍陣地。由於部隊配發的軍用地圖是四十年代法國人繪製的，地圖標記與實際景物誤差很大，結果頭幾發用來修正彈著點的炮彈，當即把連長和報務員炸死，數分鍾後，沒得到要求修正弾著點報告的炮群，按照原設定坐標一齊開火。炮火過後越軍陣地夷為平地，７連百十號人也幾乎沒有幾個能站起來了！”
另外，由於指揮員缺乏對實際戰場的了解，造成了一些不必要的傷亡。馮仁昌舉了一個例子：“我們沒有坦克和裝甲車的支援。但我軍很多士兵都是乘著坦克前進的。當時有上級下令，要求戰士們將腰帶綁在坦克上，這樣可以隨著坦克來機動。但是越南軍隊使用了高射機槍，在山頭上對我軍進行掃射。由於腰帶來不及解開，不少士兵被打死在車上。”（據中新社２．１６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