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重返亞洲”與亞洲秩序的巨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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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鄭永年
美國力量在亞洲根深蒂固。在整個冷戰期間，美國一直在經營其和亞洲國家的關係，和亞洲一些國家結成了各種聯盟關係。而冷戰給中國和亞洲國家的關係留下的遺產是負麵的。當時中國想在一些亞洲國家尤其是東盟推行革命意識形態，和這些國家處於對立狀態。隻有在改革開放之後，中國才開始和亞洲國家尤其是東盟國家發展經濟貿易關係。
在美國宣布其新戰略之前，中國和亞洲各國一直處於一個互相調適的階段。亞洲國家尤其是東盟各國采取現實主義的務實外交政策，把中國的經濟崛起視為一個機會，調整自己和中國的關係。同時，中國也把和亞洲國家關係的重心放在經貿關係上，低調處理戰略關係。正是中國和東盟國家的這種互相調適，雙方關係才獲得了快速的進展，並通過各種區域的和國際的、雙邊的和多邊的途徑，使得雙方關係趨於製度化。最明顯的表現在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以及中國與東盟之間其他種種“10+1”機製的產生和發展。
同時，中國與東盟關係的發展也推動著東北亞其他兩國，即日本、韓國和東盟之間的關係，及其東北亞三國之間的關係。中國和東盟關係的發展對日本和韓國構成了壓力。於是乎，這兩國也加速了和中國的競爭，各自發展和深化與東盟國家的關係，形成了它們各自和東盟的“10+1”機製。更為重要的是，東盟也成為東北亞三國的定期互動的平台。此外，三國之間也在互相調適，尤其是在經貿方麵努力提升製度化水平。
有西方學者早就注意到，在過去30多年裏，中國盡管迅速崛起，但亞洲則維持了和平。這似乎已經在打破國際政治中的“大國政治悲劇”，即新崛起的國家必然挑戰現存大國，改變現存秩序。很難想象，如果中國的崛起走的是當年德國、日本和前蘇聯的道路，亞洲還能維持和平的局麵？亞洲和平更多的是包括中國在內的國家理性選擇和互相調適的結果。中國的大戰略選擇是重經貿、輕軍事。
其實美國本身在中國和亞洲國家之間的互相調適過程中，也扮演了一個重要的角色。因為美國和亞洲國家關係的高度製度化，亞洲國家在考慮發展和中國的關係時，必須考慮到和美國的關係。在經濟方麵，亞洲各經濟體，尤其是日本和“四小龍”出口導向的經濟體，本來就高度依賴美國和西方市場。但隨著美國市場的萎縮和中國市場的擴張，情況有了巨大的變化。
即使是中國本身，在發展和亞洲國家的關係時也考慮到了美國的因素。中國深知美國和亞洲國家之間的深厚關係，因此並不和美國爭搶所謂的“領導權”，一直主張東盟國家的領導地位。中國也並不因為亞洲一些國家和美國的高度戰略關係，而拒絕和這些國家發展經貿關係。就是說，中國和這些國家的經貿關係是無條件的。
在這個過程中，中國本身的外交行為也發生了很多的變化，在很多領域，從傳統恪守單邊主義轉向發展多邊主義。經濟領域，中國已經完全接受了多邊主義。即使在敏感的戰略領域，中國盡管顯得保守，但並不拒絕多邊主義，明顯表現在南中國海共同行為準則的進展方麵。更為重要的是，中國從來沒有製定自己版本的“門羅宣言”，把美國力量擠出亞洲。恰恰相反，中國一直在調整自己，容納美國在亞洲的存在。在政策話語方麵，中國從早期的“和平崛起”（或者“和平發展”）到近來的“新型大國關係”，都是為了容納美國。在安全戰略層麵，中國也有相當的努力。例如在南中國海問題上，中國近年來已經把“海上航道安全”和對島礁的“主權爭議”區分開來，承認美國等國家在“海上航道安全”方麵的利益。
因此，在很大程度上，美國在亞洲所麵臨的“威脅”主要不是現實的，而是“認知”上的。也就是說，美國主要是恐懼於中國最終會把其擠出亞洲。美國的這種“認知”是如何形成的？這還需要深入的研究。
隨著中國和亞洲國家的經貿關係的深化，一些亞洲國家對中國的認知也發生了變化。在早期，也就是中國仍然是一個資本短缺的經濟體時，中國比較依賴這些經濟體的資本和技術。但當中國在短短的30年間轉型成為資本過剩的國家，並且其資本開始“走出去”的時候，這些國家就開始有了很不相同的想法。主要有兩個方麵：第一就是很多經濟體開始對中國產生依賴，尤其是在經貿方麵。自從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從日本、韓國到東盟國家，在和中國的貿易中一直處於順差。盡管這表明它們從中國的經濟崛起中獲取了不少的利益，但同時也說明了這些經濟體對中國的依賴；第二，與此相關的是這些國家開始考慮經濟和戰略之間的平衡問題，就是說對美國的戰略依賴和對中國的經濟依賴，從長遠來說是否能夠持續的問題。一些國家開始憂慮如果這種情況繼續下去，一旦對中國的經濟依賴變得不可扭轉，是否會促使中國重新回到傳統版本的“朝貢體係”，即中國確立其主導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