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振梁夫婦的申奧歲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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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孟蘭英
中國奧委會名譽主席，國際奧委會委員，國際奧委會文化和奧林匹克教育委員會主席，第二十九屆奧林匹克運動會組織委員會顧問、執委何振梁因病於2015年元月4日在北京去世，終年86歲。自1月5日起，國際奧委會位於瑞士洛桑的總部為哀悼何振梁去世下半旗，並持續整整3天。此前，奧運會終身名譽主席薩馬蘭奇2010年逝世時獲此殊榮。
何振梁曾兩次參加北京申辦奧運會，兩次擔任申奧投票中方陳述人，是北京申奧成功的決定性人物。他的離去，使我們回想起他們夫婦同舟共濟為申奧拚搏的感人故事。
入黨與擇妻，正確的人生選擇
何振梁老人是這樣描述與夫人的結合的：“這輩子我做了兩個正確選擇：一個是入黨；一個就是與麗娟結婚。前者決定了我的人生道路是與國家的尊嚴與民族的驕傲相聯結的；後者使我找到了漫長人生征途上的忠實伴侶。”
回憶起當年的相戀，何振梁臉上洋溢著幸福與自豪的神情：“我就有個念頭，覺得她（梁麗娟）是我一輩子要找的人，有一天在談論工作時我就把我的這個念頭對她說了。”何老說。
畢業於上海滬江大學的梁麗娟早在1946年讀書時就加入了地下黨，她的英語水平很高，業務能力很強，工作更是出色，而且為人熱情樂觀、真誠正直。梁麗娟當時在團中央國際聯絡部工作，何振梁和她同在一個部門，她當秘書，他當翻譯；她是團支部書記，他是團支部委員。梁麗娟老人回憶說：“振梁認為我是個性格熱情樂觀、又樂於助人的女同誌，因此很欽佩我。也許我們兩人性格、興趣各方麵共同的東西太多了。我們愉快地合作了一年多以後，有一天在議論工作時，忽然振梁覺得我就是他最理想的終身夥伴，他大膽地向我表達了自己的感情，當時我毫無思想準備，一下子愣住了說不出話來。我們畢生美滿的愛情生活就是這樣有趣地開始的。”
“文革”中，梁麗娟先被打成了“叛徒”、“特務”，沒過多久何振梁也被定為了“修正主義黑苗子”和“反革命”。此後，梁麗娟帶著女兒去了河南省潢川幹校；何振梁則帶著兒子去了山西省屯留幹校。就這樣一家人天各一方，直到1971年落實政策後，何振梁才調回北京。
梁老說，何振梁在家裏是個好丈夫、好爸爸、好爺爺，我們兩人連長相都很相似，在家裏兩人常常異口同聲地說同一句話。50多年來，他們總是那麼和美親熱，互相從沒有大聲說過話，更沒有吵鬧過。平時他們總是相互支持，自強不息。
為了申奧，何振梁夫婦走遍世界各地
眾盼奧運，從1991年正式申辦2000年奧運會開始，何振梁就以全部身心投入到了申辦工作之中。對於為恢複中國在國際奧委會中合法地位而鬥爭了幾十年、終生從事奧林匹克事業的何振梁來說，能為祖國爭取到一次舉辦奧運會的機會，這將是他一生最大的願望。
梁麗娟於1986年離休，之後她就將自己後半輩的餘生，與何振梁從事的申奧工作緊密地結合了起來。她說：“過去我們夫婦兩人各忙各的，對於對方的辛勞知之甚少。申辦奧運開始後，使我有機會直接分擔他的憂愁，分享他的快樂，更加理解了他對爭取申辦成功的執著與追求。”
蒙特卡洛，何振梁的傷心之地。1993年9月23日，北京遺憾地以2票之差負於悉尼，與2000年奧運會擦肩而過。43票，這是當年北京最後的得票數，為了這43票，何振梁夫婦曾走遍了世界各地，遍訪擁有投票權的國際奧委會委員們，盡可能地為北京爭取到寶貴的支持。
在首次申辦期間的3年內，何振梁的飛行裏程大約64萬公裏，等於繞地球16圈。由於經常在國外，各種意想不到的事件隨時都有可能發生。
據梁麗娟回憶：“他曾去阿爾及利亞拜訪一位委員，當時，那位委員給他訂了一個房間，而當地中國大使館卻接到消息，那個旅館可能會發生爆炸，而當時他考慮到委員訂的房間，要是不去會有失禮貌，他還是堅持住了進去。結果第二天他起來一看，大使館的同誌怕他發生意外，通宵都守在門外。”“還有一次，我們一起飛往秘魯。當地有一個叫‘城市遊擊隊’的恐怖組織行動，我們住在一個高層賓館裏，門口駐有防暴裝甲車和特種部隊，對麵也是一棟高房子，房子的玻璃全都被炸碎了，隻剩下了空框子。”
何振梁夫婦每次出門走訪前都要給兩個孩子留下封遺書，讓孩子在他們萬一回不來時再拆開……這不是杞人憂天，現實情況就是這麼嚴峻。
“夫人外交”，薩馬蘭奇深受感動
為什麼北京第一次申奧時有何振梁的夫人梁麗娟參與呢？這還得從國際奧委會委員們的習慣說起。何老說，委員們有一個傳統，一般夫人都會跟隨丈夫一起參加一些活動。一些會議的東道主都為夫人們單獨組織一些參觀訪問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