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讀桂林梁巨川先生遺書
前七年也是這秋葉初焦的日子，在城北積水潭邊一家臨湖的小閣上伏著一個六十老人；到深夜裏鄰家還望得見他獨自挑著熒熒的燈火，在那小樓上伏案疾書。
有一天破曉時他獨自開門出去，投入淨業湖的波心裏淹死了。那位自殺的老先生就是桂林梁巨川先生，他的遺書新近由他的哲嗣煥鼐與瀨冥兩先生印成六卷共四冊，分送各公共閱覽機關與他們的親友。
遺書第一卷是“遺筆彙存”，就是巨川先生成仁前分致親友的絕筆，共有十七緘，原跡現存彭冀仲先生別墅樓中（我想一部分應歸京師圖書館或將來國立古物院保存），這裏有影印的十五緘；遺書第二卷是先生少時自勉的日記（感叩山房日記節鈔一卷）；第三卷侍疾日記是先生侍疾他的老太太時的筆錄；第四卷是辛亥年的奏疏與國民初年的公牘；第五卷“伏卯綠”是先生從學的劄記；末第六卷“別竹辭花記”是先生決心就義前在纓子胡同手建的本宅裏回念身世的雜記二十餘則，有以“而今不可得矣”句作束的多條。
梁巨川先生的自殺在當時就震動社會的注意。就是昌言打破偶像主義與打破禮教束縛的新青年，也表示對死者相當的敬意，不完全駁斥他的自殺行為。陳獨秀先生說他“總算是為救濟社會而犧牲自己的生命，在舊曆史上真是有數人物……言行一致的……身殉了他的主義，”陶孟和先生那篇《論自殺》是完全一個社會學者的看法；他的態度是嚴格批評的。陶先生分明是不讚成他自殺的；他說他“政治觀念不清，竟至誤送性命，夠怎樣的危險啊！”陶先生把性命看得很重。“自殺的結果是損失一個生命，並且使死者之親族陷於窮困……影響是及於社會的。”一個社會學家分明不能容許連累社會的自殺行為。“但是梁先生深信自殺可以喚起國民的愛國心”；“為喚醒國民的自殺”，陶先生那篇論文的結論說，“是藉著斷絕生命的手段做增加生命的事，豈能有效力嗎？”
“豈能有效力嗎？”巨川先生去世以來整整有七年了。
我敢說我們都還記得曾經有這麼一回事。他為什麼要自殺？一般人的答話，我猜想，一定說他是盡忠清室，再沒有別的了。清室！什麼清室！今天故宮博物院展覽，你去了沒有？坤壽宮裏有溥儀太太的相片，長得真不錯，還有她的親筆英文，你都看了沒有？那老頭多傻！這二十世紀還來盡忠！白白淹死了一條老命！
同時讓我們來聽聽巨川自表的話——“我身值清朝之末，故雲殉清；其實非以清朝為本位，而以幼年所學為本位。……幼年所聞以對於世道有責任為主義，此主義深印於吾腦中，即以此主義為本位故不容不殉。”
“殉清又何言非本位？曰義者天地間不可歇絕之物，所以保全自身之人格，培補社會之元氣，當引為自身當行之事，非因外勢之牽迫而為也……諸君試思今日世局因何故而敗壞至於此極。正由朝三暮四，反複無常，既賣舊君，複賣良友，又賣主帥，背棄平時之要約，假托愛國之美名，受金錢收買，受私人嗾使，買刺客以壞長城，因個人而破大局，轉移無定，麵目靦然。由此推行，勢將全國人不知信義為何物，無一毫擁護公理之心，則人既不成為人。國焉能成為國……此鄙人所以自不量力，明知大勢難救，而捐此區區，聊為國性一線之存也。”
“……辛亥之役無捐軀者為曆史缺憾，數年默審於心，今更得正確理由，曰不實行共和愛民之政（口言平民主義之官僚錦衣玉食威福自雄視人民皆為奴隸民德墮落生蹙窮南北分裂實在不成事體），辜負清廷禪讓之心。遂於戊午年十月初六夜或初七晨赴積水潭南岸大柳根一帶身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