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opinions that are held with passion arealwaysthese for which us good ground exisls；indeedthe passion is the measure ot the holderlack of national conviction－FromBertrand Russell"s“Skeptical Essays”
悲鴻兄：
你是一個——現世上不多見的——熱情的古道人。就你不輕阿附，不論在人事上或繪事上的氣節與風格言，你不是一個今人。在你的言行的後背，你堅強的抱守著你獨有的美與德的準繩——這，不論如何，在現代是值得讚美的。批評或評衡的唯一的涵義是標準。論人事人們心目中有是與非，直與枉，乃至美善與惡的分別的觀念。藝術是獨立的；如果關於藝術的批評可以容納一個道德性的觀念，那就隻許有——我想你一定可以同意——一個真與偽的辯認。沒有一個作偽的人，或是一個僥幸的投機的人，不論他手段如何巧妙，可以希冀在文藝史上占有永久的地位。他可以，憑他的欺朦的天才，或技巧的小慧聳動一時的視聽，弋取浮動的聲名，但一經真實的光焰的燭照，他就不得不呈露他的原形。關於這一點，悲鴻，你有的是“嫉偽如仇”嚴正的敵愾之心，正如種田人的除莠為的是護苗，你的嫉偽，我信，為的亦無非是愛“真”。即在平常談吐中，悲鴻，你往往不自製止你的熱情的激發，同時你的“古道”，你的謹嚴的道德性情，有如一尊佛，危自跌坐你的熱情的蓮座上，指示著一個不可錯誤的態度。你愛，你就熱熱的愛；你恨，你也熱熱的恨。崇拜時你納頭，憤慨時你破口。眼望著天，腳踏著地，悲鴻，你永遠不是一個走路走一半的人。說到這裏，我可以想見碧薇嫂或者要微笑的插科：“真對，他是一個書呆！”
但在藝術品評上，真與偽的界限，雖則是最關重要，卻不是單憑經驗也不是純恃直覺所能完全剖析的。我這裏說的真偽當然在指一個作家在他作品裏所表現的意趣與誌向，不是指鑒古家的辨別作品真假，那另是一回事。一個中材的學生從他的學校裏的先生們學得一些繪事的手法，謹願的步武著前輩的法式，在趣味上無所發明猶之在技術上不敢獨異，他的真誠是無可致疑的，但他不能使我們對他的真誠發生興趣。換一邊說，當羅斯金指斥魏斯德（Whistler）是一個“故意的騙子”，罵他是一個“俗物，無恥，紈絝”，或是當托爾斯泰在他的藝術論裏否認莎士比亞與貝德花芬是第一流的作家，我們頓時感覺到一種空氣的緊張——在前一例是藝術界發生了重大的趣事，在後一例是一個新藝術觀的誕生的警告。魏斯德勒是不是存心欺騙，“拿一盤畫油潑上公眾的臉，討價二百個金幾尼？”
羅斯金，曾經為透納（Turner）作過最莊嚴的辯護的唯一藝術批評家，說是貝德花芬晚年的作品是否“無意義的狂囈”（meaningless ravins）偉大的托爾斯泰說是！古希臘的悲劇家，拉飛爾，密仡郎其羅。洛壇，畢於維史，槐格納，魏爾侖，易卜生，梅德林克等等是否都是“粗暴，野蠻，無意義”的作家，他們這一群是否都是“無恥的剿襲者？”偉大的托爾斯泰又肯定說是！美術學校或是畫院是否摧殘真正藝術的機關？偉大的托爾斯泰又斷定言說是！
難怪羅斯金與魏斯德勒的官司曾經轟動全倫敦的注意。難怪我們的羅曼羅蘭看了《藝術論》覺得地土不再承載著他的腳底。但這兩件事當然是不能相提並論的。羅斯金當初分明不免有意氣的牽連（正如朋瓊可的嫉忌與勢利），再加之老年的昏瞀與固執，他的對魏斯德勒的攻擊在藝術史上隻是一個笑柄，完全是無意義的。這五十年來人們隻知道更進的欣賞魏斯德勒的“濫潑的顏色，”同時也許記得羅斯金可憐的老悖，但誰還去翻念ForsClavinira。
托爾斯泰的見解卻是另一回事。他的聲音是文藝界天空的雷震，激動萬壑的回響，波及遙遠的天邊；我們雖則不敢說他的藝術論完全改變了近代藝術的麵目，但誰敢疑問他的博大的破壞的同時也建設的力量？
但要討論托爾斯泰的藝術觀當然不是一封隨手的信劄，如我現在寫的，所能做到；這我希望以後更有別的機會。我方才提及羅斯金與托爾斯泰兩樁舊話，意思無非是要說到在藝術上品評作家態度真偽的不易——簡直是難；大名家也有他疏忽或是夾雜意氣的時候，那時他的話就比例的失去它們可聽的價值。我所以說到這一層是因為你，悲鴻，在你的大文裏開頭就呼斥塞尚或塞尚奴（你譯作腮惹納）與瑪蒂斯（你譯作馬梯是）的作品“無恥”，另有一次你把塞尚比作“鄉下人的茅廁”，對比你的尊敬達仰先生（DagnanBouver）的“大華飯店”。在你大文的末尾你又把他們的惡影響比類“來路貨之嗎啡海綠茵”；如果將來我們的美術館專事收羅他們的作品，你“個人卻將披發入山，不願再見此卑鄙昏目貴黑暗墮落也。”這不過於言重嗎，嚴正不苟的悲鴻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