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進碑學發展vs確立草書標準
藏市新態
康有為：推動“碑學中興”
抑帖稍顯偏激
康有為在書法上力倡北碑，平生臨習碑版無數。在他向包世臣的《藝舟雙楫》吹響革命號角的《廣藝舟雙楫》中，對碑學推崇信至。書中，他將《爨龍顏碑》《龍廟碑》與《石門銘》列為神品，而他的書法更是得《石門銘》之精髓。
康有為書寫以平長弧線為基調，轉折以圓轉為主，長鋒羊毫特有的粗拙、渾重和厚實效果在其書作中有很好的體現，迥然異於趙之謙的頓方挫折、節奏流動，也不同於何紹基的單一圓勁而少見枯筆，這是他的別開生麵處。就創作形式上來說，其對聯最為精彩，見氣勢開張、渾穆大氣的陽剛之美。運筆時迅起急收，腕下功夫精深，從中也可以看出他的運筆輕視帖法，全從碑出。
康有為是繼阮元、包世臣後又一大書論家。他所著《廣藝舟雙楫》提出“尊碑卑唐”之說，對碑派書法的興盛有著極其深遠的影響。以他在政壇上曾經叱吒風雲而最終遭慘敗流亡的情況看，以胸中鬱勃不平之氣作書，不會傾心於柔媚一路的趙董一流，也是情理中的事。他不能容忍帖學的存在，即使像趙之謙這樣以帖寫碑的人都逃脫不了他的頻頻譏諷，其偏激之處由此可見。但也正是他的偏激使碑學發展達到了嶄新的曆史高度。
康有為的《廣藝舟雙楫》發動了一場近現代書法深刻的“變法”運動。相比較而言，他的書法創作勝過阮元和包世臣，但就他自身而言，創作和理論成就相比還有差距，他並不是最傑出的碑學實踐者。
於右任：碑草風格獨具
晚年囿於“標準”
於右任開始學書的時候，正是康有為“尊碑卑唐”之說十分流行的時代。受其影響，於右任對魏碑也下了很深的功夫。與康有為寫字多用腕而少用指不同，於右任是指腕並用，並通過用指而表現出其行草書中點畫的豐富性。他滿帶“碑味”的行草書風格獨具，筆畫簡單、形態優美，基本上是不相連屬的今草。在用筆方麵，幾乎筆筆中鋒，精氣內蓄，墨酣力足，給人以飽滿渾厚的感覺。
於右任被譽為“當代草聖”，其最引人注目的成就就是創立了“標準草書”。“標準草書”以易識、易寫、準確、美麗為原則，使初學草書的人可以摸得正確的門徑。1931年，“草書社”成立。他和社中諸賢從已選出的六十餘萬字中，確立了1000字作為草書“標準字”，其中涉及古今書家近150位。其中有77個字在古今字跡中找不到滿意的，於右任就與“草書社”同仁仿古意補寫。《標準草書》自1936年出版以來，共修改了九次，最後一次是他82歲時，可見其決心之大、治學之嚴。
於右任生前最後一任秘書胡恒曾說：“自1949年先生到了台灣後，直至先生仙逝為止，其書法再無太大變化了。”而後人在評價“標準草書”方麵也一直爭議不斷，認為“標準草書”四條原則恰恰違背了書法精神，在讓初學者“有章可循”的同時，他自己也多少受到局限。暮年的於右任對此也深深自知，在1963年時說：“延濤（其學生）作我的年譜已成，我後段不太爭氣，年譜不生色，為世人所輕。”而在於右任的書法作品中難見篆隸也不得不說是一大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