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法家身份的變化
藏市新態
作者：董水榮
書法的文化屬性，好像從來都不用質疑。
書法作為中國文化最重要、最直接的載體，一直是文化的表征。在農耕文明時代的中國，書法家必定是文人，書法家也指認為文人的身份。
現在有人開始對書法和書法家的文化屬性發出質疑了，並說出了“書法不文人，文人不書法”的現象。說的雖然是一種現象，但是我們有必要對當代書法的文化屬性做一番反思。
書法的文化性，歸根結底是人的文化。作為傳統書法家，文人士大夫階層的解構與消失，使得以傳統文化為根本體驗的書法家整體發生文化轉型，更準確地說是書法作者身份的重新更替。身份的變化使得當代書法失去了文化的依托。現代知識分子與古代文人不一樣，更多的知識分子學科化的教學體製，使他們成了專家化的存在。專業化的知識分子，不像傳統文人那樣有種秉承宏觀大道的士大夫精神，而過早地放棄了在公眾領域的精神責任。傳統文人不以書法家專業性質的稱呼來為自己的文化身份命名。其實更多的當代書法家，沒有傳統文人的文化擔當，也沒有現代知識分子通過專業的文化屬性喚起對廣大人性的關懷和對現代文明進程的闡釋。大多數書法家不要說對當代文明進程有闡釋的能力，連消化、吸收當代文明的能力也缺乏，更不用說文化創造力的釋放—把封閉技術體係當作書法自身的推動力，發展出自言自語的邏輯，或生產出新的審美圖式。
從書法史發展來看，早期的文字進化中很少有留名的書法家。這一階段的文字的發展，是一種集體智慧的結果。到了秦代小篆作為官方的文字，統一了書寫標準，出現了一批書寫能力很強的書法家如李斯、趙高、胡毋敬等人。他們的身份很複雜，一方麵是書寫者，另一方麵也是文字的改革者，同時更重要還是一個政治家。
當書體不斷地發展，到了行草書成熟階段，書法家的身份更加地明顯，它有以下幾個特點：貴族身份、士大夫，文化修養很高，社會影響大。三個方麵缺一不可，比如鍾繇、衛恒、衛夫人、王羲之、王獻之、王徽之、王珣、王薈、王僧虔、王誌、王慈、索靖、謝安、謝萬、薄紹之、蕭思話、蕭衍、陸機 。也可以說他們首先是社會名人，然後才是書法家。在很大程度上說，不管他們的書法水平怎麼樣，都代表了那個時代的書法發展的軌跡，成為傳統書法中的一種主要的參考文本。事實上，晉代書法用文人審美思想，來反映一個人的精神狀態，他們在書法中傾注很大的心力，不斷地錘煉，緣於他們把書法當作了自身精神的一麵鏡子。
古代書法家的身份特征一直延續到整個中國的封建社會，唐代書法家的身份比較開放，比如在書法史上有重要地位的孫過庭隻是一個小吏，懷素是個和尚，但懷素也是和當政的達官貴人一起出入的社會名人。往後的宋、元、明、清也是由文化名人、政界高官擔當書法家這一角色。
書法作品必然包含著書寫者的主體精神。書寫中的表達是人對審美的理解、對情感的體驗、對整體文化的感悟。書寫中傳遞出來的境界就是對人的生命境界的一種彰顯。
對從事當代書法的作者來講，他們的身份和古代書法家相比，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他們來自社會的各種職業，已經不是士大夫文人，不具有很高的文化修養，他們對別人的影響微乎其微。他們更多的是對傳統文化的敬仰，對書寫本身的熱愛。他們對書寫的執著，起初是一種文化的信仰，往後也許是在功利場上證明自身的價值。
當代書法家不是沒有敬業的心氣、自尊的人格，而是沒有對文化現實、自身精神境況的自覺和提升的努力。他們認為文化修養是一種“務虛”，與從事書法的價值觀相去甚遠。書寫沒有了對文化現狀的焦慮與不滿，隻有書寫上的勤奮與個人在榮譽上的自尊，看起來是“務實”，實際上這種敬業與自尊是功利的。
從書法家主體層麵看，書法的文化屬性，是由書法家決定的。自晚清開始，中國傳統的“書法家”——“士大夫階級”開始了向現代書法家轉化的“現代”過程，士大夫沒有了，讀書人還在。梁啟超、魯迅、毛澤東、於右任、郭沫若等都存在於這個過程中。這一批書法家中，不以書法家自居，卻給書法界帶來“學術自由、人格獨立”並秉承宏觀大道以共同的精神領域，散發出文化與人性的崇高。當代書法家是一個非知識分子化過程的開始，持續的書法運動方式的展覽話語的規訓、專業院校的馴化，使當代書法家喪失了現代書法家那種宏觀大道的知識構成和人性的崇高。
從書法家身份的變化，對書法的文化屬性做出反思。應把人文精神作為書法家自勉的一個向度，保持書法家在當代人文精神方向上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