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教授清了清嗓子，繼續道：“鄂爾多斯作為黨項族的根據地，有多方麵的原因。公元8世紀以後，黨項族來到了鄂爾多斯地區，以夏州（今伊克昭盟烏審旗南、陝西靖邊縣北）為根據地，經過二百多年的發展，終於建立了雄踞於西北地區的強大的西夏王朝。作為最早根據地的鄂爾多斯地區，在西夏的曆史中占有突出的地位。”
葉斌似乎對這裏很感興趣，問道：“作為根據地，一定有很多的條件，那麼鄂爾多斯有哪些優秀的條件呢？成為根據地？”
古風清楚的記得史書上的記載：唐朝貞觀年間，原來居於四川、青海、甘肅等省交界地區的黨項拓跋部的部眾內附唐朝，遷居於鬆州（今四川鬆潘縣）一帶。開元年間，青藏高原的吐蕃強大起來，黨項拓跋部恐為其所並，請求內遷，其部眾又從鬆州遷至慶州（今甘肅慶陽縣）。安史之亂之後，西北各少數民族貴族紛紛乘機擴張勢力，為了不使黨項與吐蕃協力擴張而釀成更大的邊患，進而控製西北少數民族，唐代宗於公元764年采納朔方節度使郭子儀的建議，將居於慶州的以拓跋朝光所率的黨項部眾遷往銀州以北、夏州以東地區，即鄂爾多斯的東南部，號稱平夏部。唐僖宗時，封平夏部首領拓跋思恭為夏州節度使。中和三年（公元883年），拓跋思恭隨李克用等人“克複”長安，“平亂”有功，被封為夏國公，賜姓李。從此夏州拓跋氏稱為李氏，夏州地區獲得了“定難軍”的稱號，統轄夏、綏、銀、宥四州之地。平夏部在以夏州為中心的鄂爾多斯南部地區站住了腳，並逐步發展為地方割據勢力，這就是西夏立國的基礎。
夏教授道：“平夏部在以夏州為中心的鄂爾多斯南部地區站住了腳，並逐步發展為地方割據勢力，是有其深刻的原因的：
其一，鄂爾多斯地區為平夏部的發展提供了極為有利的經濟條件。古代的鄂爾多斯地區水草豐美，草場廣闊，有供人畜食用的天然池鹽，自然條件宜於遊牧，對遊牧民族具有強烈的吸引力，自古以來就是眾多遊牧部落和遊牧民族活動的曆史舞台。春秋戰國到漢末，鄂爾多斯曾是匈奴族發展遊牧業、借以生存的重要基地。十六國時期，匈奴鐵弗部的赫連勃勃以鄂爾多斯南部為中心建立了大夏國，他利用這裏“臨廣澤而帶清流”的良好自然條件，畜牧業經濟得到了很快發展。北魏占據這一地區後，大批的敕勒族牧民在這裏從事遊牧業，養馬二百餘萬匹、駱駝一百餘萬頭，牛羊無數。盛唐時期，鄂爾多斯地區安置了大批內附的突厥族牧民，仍然從事畜牧業。黨項族是以畜牧業為生的遊牧民族，“每姓別為部落，大者五千餘騎，小者千餘騎”，“牧養犛牛、羊、豬以供食，不知稼穡。”鄂爾多斯肥美的草原為黨項平夏部發展畜牧業提供了雄厚的物質條件，他們在鄂爾多斯的腹地地斤澤（在今伊克昭盟鄂托克旗東北一帶）有廣闊的牧場，要比他們原來所居的鬆潘山穀地區更宜於遊牧。
其二，在地理位置上，鄂爾多斯地區正處於中原與西北和北方少數民族的聯結處，這裏既是中原通向西北的交通樞紐，又是少數民族和中原地區進行商業貿易的要道和重要市場。漢族和遊牧民族在這裏雜居相處，頻繁往來，這裏所受到中原地區經濟文化的影響遠較鬆潘地區要深得多。原來“不知稼穡”的黨項族，向這一地區的漢族學習農耕，在鄂爾多斯南端無定河、屈野河流域以及橫山以西的肥沃土地上，興修水利，發展農業。西夏建國後，在與宋邊相鄰的夏州境內的七裏平和桃堆平，有百餘所穀窖及密密相排的“國官窖”，可見這一帶已是西夏的糧倉之一。鄂爾多斯南部還有盛產青鹽的鹽池，“歲產鹽萬四千斛”，比內地著名的歲產鹽萬斛的蒲州解池還多。青鹽不僅是黨項和內地進行貿易的重要物資，又是重要的財源。在西夏和宋朝關係友好時，在鄂爾多斯南部與宋交界處設立“榷場”，進行大宗貿易交換。黨項族人民經常用駝、馬、牛、羊、氈毯、毛褐（毛織品）、草藥等同宋朝換取繒、帛、羅、綺、瓷、漆器和茶、穀等。⑥宋朝還將大批的漢文經書、史書、醫書和佛經等文化典籍輸往西夏。⑦當時，任陝西邊帥兼知延州範仲淹描述這種貿易交換的情景說：“朝聘之使，往來如家；牛馬駝羊之產，金銀繒帛之貨，交受其利，不可勝紀。”⑧正是這一地理位置所決定的這一地區頻繁的物資交流，對於黨項族的經濟發展以及西北邊疆的開發，起了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