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邦彥仰頭北望片刻，搖了搖頭，輕歎了聲道：“烈皇在時，北有東虜頻頻叩關，西有李闖肆虐陝甘，國朝危難之際，朝中袞袞諸公不僅沒有齊心協力，共渡難關，反倒承接黨同伐異惡習，國難之時猶如太平無事之時，互相結黨攻訐不休，終至北都淪陷，烈皇煤山殉國，甲申之禍與其是流寇所為，不如毀於黨爭。”
朱由樺點了點頭，對陳邦彥的耿介直言頗為驚喜，也頗有感觸，自萬曆以來，士大夫喜好結黨，互相傾軋，已成風氣。俗話，黨外無黨帝王思想，黨內無派千奇百怪，但事情往往壞就壞在黨同伐異上麵了。
萬曆朝以來迨自崇禎朝覆滅，大明朝政傾頹很大原因就是黨爭之禍，多少該辦的事情，就是因為牽扯上了黨爭而廢棄，多少不該做的，也都是因為黨爭而禍國殃民，陳邦彥雖是一介生員，沒有官場的經曆，卻是個明白人。就這一點，比那些個東林大臣就強多了去了。
陳邦彥繼續侃侃而談：“私黨令公論不伸，朝綱不振，流弊之極！在此艱難之時，若想同仇敵愾，中興皇明，必先消除黨爭。”
“消除黨爭，話是不錯，敢問先生，朕該如何做才能消除黨爭呢？”
陳邦彥不答反問道：“陛下以為該如何呢？”
朱由樺沉吟片刻，道：“凡引用之人，朕當一一告誡，須汲取教訓，革新易意，勿懷私恩，勿泄私憤，赤心忠膽報效朝廷。”
陳邦彥聽完大搖其頭，道：“黨爭由來已久，利益牽扯甚廣，豈是告誡所能勸止的？”
“那先生以為該如何？”朱由樺對陳邦彥的一絲無禮並不介意，反而似笑非笑的道。
陳邦彥踱步片刻，沉聲道：“學生主張道貴適中，刑賞所加，視其功過。”
“貴道適中……”朱由樺脫口而出。陳邦彥立即點頭：“道貴適中，不偏不倚和解朋黨紛爭，賞罰則視其功過，重立朝廷綱紀，以此或可消除黨同伐異之陋習。”
朱由樺聽完並不怎麼滿意：“製止黨爭起來容易，隻怕施行起來就難了。”
陳邦彥慚愧道：“學生有主意二無主張，讓陛下見笑了。”
“無妨，黨爭若那麼容易消除，先皇也不會殫心竭慮十七年而素手無策了。”朱由樺大度的擺了擺手，又道：“先生方才了第一種，不知這第二種又是什麼呢？”
陳邦彥微微頓了下，道：“那就要從太祖爺製定的稅賦之法來了。
三百年來我朝一直重農稅，輕商稅，國初時還好，隻是到了如今丁口滋生眾多，田地卻大多被勳貴大臣們隱瞞蠶食了，百姓失去土地便隻能淪為流民，朝廷農稅也跟著日漸枯竭，卻又礙於祖製無法通過商稅得到補充。再遇到不逢時，懲罰以水澇旱災，自然民變四起，國事糜爛不堪。
要兩宋時，趙官家一直重視商稅，即便疆土日絀，朝廷財政依舊充裕，每年靠商稅能歲入幾千萬貫。
反觀國朝，江南大士紳無不產業遍布，富甲一方，而朝廷卻幾乎收不到一絲一毫的商稅。”到這裏他嘿嘿一笑，道：“崇禎十三年學生從邪報上得知，南直隸僅收到茶稅六兩，真是一個大的笑話！兩宋時，海貿發達，朝廷年收市舶稅千萬貫。國朝呢，泉州一帶的海貿同樣發達，每年的市舶稅卻隻有四萬兩！
自萬曆軍興以來，朝廷每年光軍費就要千萬兩，而國庫稅入卻隻有兩百多萬兩，子礙於祖製，隻能加重賦於百姓，逼得百姓都去當了流賊，朝廷剿賊，官軍數量激增，軍費不夠，又得加賦，流民又增，以至於最後官軍數量上百萬，國事卻愈發不可收拾。”
大明的土地兼並情況至少在明孝宗時還不嚴重，顧炎武當時就稱讚此時：“家居人足，居則有室，佃則有田”。但到了隆慶年間時，已經是“則尤異矣，末富居多，本富盡少，富者愈富，貧者愈貧，起者獨雄，落者辟易了”。到了萬曆崇禎時期，土地兼並，貧富懸殊就更是嚴重，“則迥異矣，富者百人而一，貧者十人而九，貧者不能敵富，少者反可以製多。金令司，錢神卓地，貪婪罔極，骨肉相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