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由樺遍觀南明諸鎮，把第一個目標鎖定在了武昌左良玉身上，鑒於東林和左良玉政治上的曖昧關係，朱由樺決定先從東林入手……
十一月初，皇帝一改對東林黨的謹慎克製之態，任命戶部尚書阮大铖兼任右副都禦史，負責查處北都淪陷時變節的朝臣，清算漢奸。
阮大铖眼見報仇有望，欣喜若狂，立即召集親信舊人楊維垣、虞廷陛、郭如暗、周昌晉、虞大複、徐複陽等人齊聚府邸，加班加點，連夜籌備起來，將變節的叛徒分為三類：一類是免強投敵，尚存一絲廉恥；第二類是投機分子，十分無恥；第三類是禽獸不如，毫無廉恥。代表人物分別是魏學濂、周鍾和龔鼎孳。
魏學濂是東林元勳魏大中的次子，在學術上有一定的名聲，崇禎十六年考中進士，此後常慷慨發表政見，引起關注，崇禎親自接見了他並打算任用他，就在這時，李自成攻克了北京。後來魏學濂被李自成錄用為戶部司務，並加入對李自成歌功頌德的行列。
周鍾是複社領袖，和魏學濂同年考中進士，但是周鍾的成績更好，高中榜眼，並被授庶吉士，庶吉士屬於翰林院，品級不算高，卻屬於皇帝近侍，明代有不少尚書和大學士都是庶吉士出身，可以看做是內閣輔臣的後備人才。北京淪陷後，此人先是認賊作父，以榜眼拜倒在舉人牛金星門下，又按照牛金星指示，寫了一篇《士見危致命論》，號召別人像他一樣改換門庭，牛金星對這篇文章表示讚賞，周鍾沾沾自喜，逢人便誇“牛老師知遇”。
周鍾還勸李自成早正大位，寫了一篇《勸進表》，文中鼓吹李自成“比堯舜更多武功，較湯武尤無慚德”，貶抑崇禎為“獨夫授首”，吹捧李自成“四海歸心”。其溜須拍馬，忘恩負義的醜惡嘴臉躍然紙上。
更為可恨的是，他還寫了一篇下江南之檄，勸李自成早下江南，底定下。崇禎死後，屍體被草草安放在東華門外的一副原本用來安葬窮苦的人的薄皮柳木棺材中，周鍾幾次從先帝遺體前經過，不僅不哭不拜，竟然連馬也不下，徑直打馬而過。
周鍾的無恥程度另人發指，但還到不了空前絕後的程度，因為還有一個人比他更無恥，此人就是大文豪龔鼎孳。
龔鼎孳與錢謙益、吳偉業並稱“江左三大家”，少年聰慧，十八歲考中進士，任湖廣蘄水知縣，後因才能出眾，調任兵科給事中，給事中屬於言官，龔鼎孳在彈劾別人方麵毫不含糊，他創造了“一月書凡十七上”的紀錄，其中有“大奸本乎大貪之疏，政本關係安危、已誤不容再誤之疏、糾論怙惡之疏……庇貪誤國之疏”等著名諫章，前後彈劾過周延儒、陳演、王應熊、陳新甲等權臣，直聲滿於朝垣。然而當自己麵臨選擇的時候，他的表現比誰都要無恥，“闖來則降闖，滿來則降滿”，氣節淪喪，至於極點。不忠必定不孝，在父親去世奔喪之時龔鼎孳仍然放浪形骸，夜夜狂歡。
這三人爭著向李闖諂媚，向別人吹噓那些為李自成和大順政權歌功頌德的句子是自己想出來的。然而他們沒有想到的是，李自成這麼快就完蛋，作為叛徒，他們的處境很尷尬。
這三個人隻是典型代表，類似還有不少，史可法的堂弟史可程也投降了李闖，此君不僅在大順政權中任“偽官”，還寫信給史可法勸他也投降。這讓史可法很為難，為了保護黨人和弟弟，他請求新皇給變節的朝臣以出路。
除了史可程，複社的一群白臉楊汝成、項煜、陳名夏等人也變節投降過李闖，其中有不少人參與了當年驅逐阮大铖的活動。
當年在那次運動中阮大铖就像一個過街老鼠，被東林和複社子弟們圍著追打，他狼狽地逃到南京郊外，很長時間不敢再拋頭露麵，這給他造成了極大的精神創傷。然而當年那些驅逐他的“正人君子”中有許多人成了漢奸、叛徒和賣國賊，成了極其可恥的貳臣，成了人民公敵。
因此當南京的複社子弟們為他們那些不爭氣的社友的無恥行為痛心疾首，咬牙切齒的時候，阮大铖笑得露出了後槽牙。疾風知勁草，板蕩時識誠臣，在阮大铖看來，東林和複社的文豪和“正人君子”們關鍵時候的表現似乎明了兩點：一是學問越大越無恥；二是以君子自居的往往是真人。現在是揭開這些偽君子們的偽裝的時候了。
經過一番周密的籌備，崇禎十七年十一月初，大理寺頒布了對從賊官的懲處條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