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本刊記者 南香紅 圖 - 陳文才
2014年12月21日，學者楊團在北京張羅了關於慈善法的研討會。
會議以中國靈山公益慈善促進會為主辦方，北京大學法學院、中國公益研究院等5方為協辦方，有政界、學界、NGO界、企業界、傳媒界等各界人士參加。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北京師範大學中國公益研究院、上海交通大學、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中山大學等六家研究機構提供了五個《慈善法》的民間版本。楊團要求所有的人“放開心態，盡心會審、專心致誌、排除幹擾”，因為“這個會對中國公益慈善太重要了！”
《慈善法》是社會法，其所涉法律關係之廣，領域之多，人群之眾，問題之複雜有目共睹。國家立法的草案尚未出台，還未公開向公眾征求意見，民間多家研究機構自發組織起來撰寫民間版本，這在中國立法史上是第一次。而民間不僅做研究，還組織和收集版本，召開社會各界對民間立法版本的研討會，這也是第一次。
《慈善法》不急於出來
中國財富：這次民間一下出來5個《慈善法》的版本，這是一次民間參與立法的大行動，這樣的意義何在？
楊團：這一次出了五個民間版本，就是想發出民間的聲音。這是一個非常好的開始，但不是《慈善法》的終結，《慈善法》還得好幾年呢，但我們通過民間的努力，讓全國人大感受到來自民間的呼聲。當然這也是一種社會壓力，讓《慈善法》的法條要回應民間的需求，要能解決社會組織和慈善事業發展中的種種問題。
中國是人口大國，又處於轉型期內，改革的任務很繁重，在這期間出《慈善法》，必須考慮這些大背景。要出一部好法，就不能過於著急。如果出的法條以限製為主，把所有的縫隙都堵死，那麼，現在就在這些縫隙裏生存的組織就沒法活下去，那要這個法幹嘛？
在政治體製改革的風向尚未明確時，這個法的出台是有風險的：例如現在的《慈善法》似乎隻是對著在民政部門登記的三類組織，而公益性事業單位、還有幾十個免於民政登記的社會組織，都不在內，而改革的浪潮已經波及這些組織了。所以也許慢點出台比快點反而更好，更能符合未來中國改革的大形勢。國家要為社會鬆綁，通過立法的形式為社會賦權，隻有鬆綁和賦權才能締造一個充滿生機的社會，但如何賦權，未來的《慈善法》如何對一些關鍵問題進行界定，卻是不確定的。
中國財富：民間在大原則上統一的嗎？我們希望中的《慈善法》是什麼樣子？
楊團：第一條原則就是要有開放的思想。不開放，慈善隻限於少數人做，隻限於政府批準的組織做，慈善永遠不能變成公民手中的利器。慈善不僅可以做許多好事，還可以抵禦許多壞事。《慈善法》的重要性不在於它做了多少嚴苛的規範，而是厘清一些重大思路和重要原則。慈善在中國做了這麼多年，我越來越覺得做慈善並不一定是傳統的組織化的。組織化、法製化的正式登記的慈善組織，是公益慈善中看得見的部分，而沒有登記的你看不見的部分其實是存在於社會的大部份，從參與人數和自組織數量上說是要比登記的多很多。它們或者以項目或者以基金的形式蜷縮在正式組織之下，或者在城鄉社區自建行動網絡，還有就是在網絡、微博、微群中自行倡導公益慈善行動。我估計這些部分至少有幾百萬之多，遠超過現在登記的70多萬組織。《慈善法》要建樹開放的指導思想，就要理直氣壯地為這些真正自發的民間慈善組織爭得合法地位。這就是未來大公益的概念，並不是隻有政府批準了才能做公益。以我在公益界的經曆，可以說各類組織都見過，也經曆過一些風險。我知道不少未登記的、非法律化的、非法人組織是在做公益的，而且做得很好，生機勃勃。
所以開放邊界，容納各種願意做慈善的人，對各類慈善小團隊、小組織都要以某種方式給予承認。要造就一種社會氛圍：隻要你想做慈善你就可以做，隻要你在做慈善就不會有人說你是非法。
中國財富：希望《慈善法》是一部給社會鬆綁，激發社會創造力的法，而不是限製社會創新，限製公益慈善的法？
楊團：對，就是這個意思。《慈善法》就是要給社會授權的一個法，這一點要非常明確。《慈善法》是國家立的，是國家要給社會授權，要讓社會權力能夠成長起來，讓社會能夠撐得起來，這才談得上社會協治。沒有社會，怎麼協治？
另外現在互聯網時代公益慈善出現了新的局麵，這部法能不能做到前瞻性，也是我們希望它慢點出的原因。像鄧飛做的免費午餐、e農計劃都沒有注冊，未來的法能不能將這種社群形式的公益慈善容納進來？鄧飛公益是互聯網時代的產物。個體發出號召，一大堆誌願者就跟上來，效率很高地做慈善，不僅比政府效率高，也比一般登記注冊的公益組織效率高。而鄧飛公益其實是公益社群而不是公益社團。他最近一年發起的e農計劃，是用互聯網銷售農產品來幫助農民，他叫做“購買就是公益”。但他的這個計劃涉及公益和商業，怎麼注冊一直在討論。後來將e農計劃設為不注冊的社團形式，有很正式的理事會和監事會，而具體操作農產品的機構準備注冊公司。這些都反映出在今天這個時代，慈善正在突破原有的組織形式，正在展現創新的人人可慈善，人人都能用自己的方式做慈善的這麼一種局麵。所以，如果出一些法條說這些都不是慈善，沒登記就是非法組織，算怎麼回事呢？這一塊未登記的公益慈善最近一兩年發展很快，不可以不考慮這種新型的慈善業態。20年前我曾去美國考察NGO，當時他們就有上百萬慈善組織，不過注冊的並不多，甚至連備案也沒有。隻是，登記的慈善組織在獲得社會捐助和政府支持上會比較方便，未登記的公民社會組織，其實是可以自助的。
中國財富：特別核心的問題，實際上是社會開放的問題，對此您有信心嗎？
楊團：我是不管開放不開放都能做自己的事，我有經驗了。我隻是想讓一些年輕的孩子有更大的空間，他們會很困難，受很大打擊，很沮喪的，所以希望這個法比現在開放一些，能夠鼓勵年輕人的創新精神，如果民間聲音夠大的話也許有可能。就好像大學招生，一種方式是嚴進寬出，考試時候卡你，但到畢業時都讓你畢業，一種是寬進嚴出，進大學容易，但是畢業不容易。所以《慈善法》立法的思想要明白，到底用什麼方式來做比較合理，而且能得到絕大多數人的支持。換一種思路考慮一下，你前門讓他進來，後門再進行自律和他律，可能會更好。
中國財富：讓那麼多的組織進來，如何管理可能是政府最大的顧慮，他會不會考慮到，這麼多的組織，他怎麼來管？
楊團：你控製住幾個方麵就會好辦，比如用稅法和行業自律來治理應該是重點方麵。募款，就是民間組織向社會公開籌款需要好好研究。公開募款的組織應該有正式登記的法人資格。不過，是不是隻要正式登記的組織就都可以公開籌款，還可以再商量。我感覺不適合全放開，這是防止出問題的一個重要方麵，就是關於募款的製約。這個問題說起來就長了。很多年前，1998年我在慈善總會的時候，全國人大法工委在起草中國公益事業捐贈法，我是全程參加的。當時就對募捐有很多的討論和研究，但是最後這一章從這個法中整體拿掉了。很多年後當年起草法的人對我說：我們一直希望把這一章補上的。而後來出現很多募捐混亂的現象。但今天對這個問題是有相當多的不同看法，一種認為募捐隻要做慈善的都可以募，應該放開，非公募基金會也要有公開募捐資格。可是，我國的公募和非公募基金會與國外很不同。我國的非公募基金會對應美國的私人基金會，而美國的私人基金會即家族或者公司基金會都是大老板出資，手裏有錢，不需要募捐，可是我們的非公募有一半都不是私人基金會，而是老百姓辦的，本應該注冊成民辦非企業單位，但是一是民非注冊難，二是民非要征稅，而基金會經資格認定後可以免稅，於是他們就都跑到非公募基金會裏去了。這個數量很大，幾乎所有以200萬注冊的小基金會都是這一類。他們沒錢就想募捐，也想和公募基金會一樣，所以公募的呼聲特別大。顯然，這是體製扭曲和製度扭曲造成的問題，不是靠開放公開募捐能解決的問題。還有，我國的公募基金會對應美國的公眾籌款組織。和他們的類似，都是沒有錢的，需要籌款。可是我們的公募組織大都有中國字頭，都是政府背景。政府希望在他主管的那個領域裏寬鬆一點，既有牌子又有錢，就派一批幹部下來，成立了公募基金會，早期大部分是給政府做錢袋，後來政府發現給他一定的獨立性對政府也有好處，局麵才有轉變。所以，要公開募捐資格給予誰的討論，本質上是NGO結構出問題了，需要進行結構調整。對於民辦非這類組織，全世界都沒有和中國類似的分類，其實它就是中國的民辦事業單位。在國外基本上歸類為財團法人。可是在中國如果沿用財團法人和社團法人的分類，需要在其之上建立非營利組織法，而且起碼要將公辦事業單位中的公益二類改革為財團法人，才能理順中國的社會組織結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