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中國知識分子中“知行合一”的典範，在幽暗未明的路上，在屢屢的挫折中，她總是以向前的姿態，掙脫羈絆。從事公益慈善事業二十幾年來，她和她的諸多公益組織，漸漸長成。這種成長不僅僅是以從者日眾，舉事愈豐，貢獻越大來衡量的，而更重要的是給中國公益帶來了“行動”和“思想”兩種能力的協調發展。行動，需要人能夠匍匐身軀，從最微小的地方起步向前騰挪；思想，需要如大鳥之翼馭風而行。這兩種能力，在楊團身上得到了完美的統一。
“數十年光陰，以行動踐行理念，探索中國社會進步的新動力。”2014年12月15日,在深圳舉行的“責任中國2014公益盛典”將年度致敬大獎頒給了楊團。沒有人否認，楊團是中國公益的領軍人物，但她更是中國公益的探路人。幾十年來，在狹小的製度的縫隙中，尋找生存之路；在從未有人嚐試過的領域，摸索行走的道路。
楊團大多數時候總是笑的，甚至經常大笑，說話也非常大聲，演講的時候更是鏗鏘有力地表達她的思想。在她身上有一種說幹就幹，幹就一定能幹成的能量，這讓她有別於象牙塔中的學者。而她的單純和爽快，又讓她非常契合公益慈善的氣場。
她是中國知識分子中“知行合一”的典範，在幽暗未明的路上，在屢屢的挫折中，她總是以向前的姿態，掙脫羈絆。從事公益慈善事業二十幾年來，她和她的諸多公益組織，漸漸長成。這種成長不僅僅是以從者日眾，舉事愈豐，貢獻越大來衡量的，而更重要的是給中國公益帶來了“行動”和“思想”兩種能力的協調發展，給中國社會帶來了激活的“鯰魚效應”。行動，需要人能夠匍匐身軀，從最微小的地方起步向前騰挪；思想，需要如大鳥之翼馭風而行。這兩種能力，在楊團身上得到了完美的統一。
一個充分體現楊團性格的會
剛在深圳領完獎，楊團立即飛回北京，21日，有一個關於慈善法的研討會需要她張羅。
這是一個充分體現楊團性格的會，會議除去午餐時間，上午下午嚴格把控在390分鍾之內，一分鍾不多，一分鍾不少，接近80%的參會者參與了發言討論。楊團要求所有的人“放開心態，盡心會審、專心致誌、排除幹擾”，因為“這個會對中國公益慈善太重要了！”
會議以中國靈山公益慈善促進會為主辦方，北京大學法學院、中國公益研究院等5方為協辦方，有政界、學界、NGO界、企業界、傳媒界等各界人士參加。主持人鄧勝國開場一句話把大家逗樂了：“為了開今天這個會，昨天楊老師就給我微信留言說鄧國勝，你到哪了？嚇我一跳，今天開會，她昨天就問我到哪了。”這就是楊團。
這個《慈善法》民間版本的研討會楊團的組織核心身份毋庸置疑。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北京師範大學中國公益研究院、上海交通大學、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中山大學等六家研究機構提供了五個《慈善法》的民間版本。
《慈善法》是社會法，其所涉法律關係之廣，領域之多，人群之眾，問題之複雜有目共睹。在楊團理解，“慈善立法是國家以法律的形式為社會賦權，為願意投身公益慈善事業的公民賦權。”在國家立法的草案尚未出台，還未公開向公眾征求意見，民間多家研究機構自發組織起來撰寫民間版本，這在中國立法史上是第一次。而民間不僅做研究，還組織和收集版本，召開社會各界對民間立法版本的研討會，這也是第一次。這兩個“第一次”，正是楊團“社會協治”理念的最好體現。
在深圳楊團向中國財富細細闡述了她的“社會協治”思想。楊團提出社會協治的思想時，“社會學界的學者統統反對”，她說。一些人認為這個觀念落後於現行的提法——“社會共治”，是主動把自己的地位放在協助上，而放棄了“共同治理”的主體地位。
“大公益時代”楊團對中國公益慈善有著深刻的反思，並將這種反思對應現行的中國政治體製，她對黨、政、社會三者的關係的思考更多的是來自於她幾十年的公益實踐。從她上個世紀90年代初涉慈善公益，到2005年踐行“農禾之家聯盟”，再到“中華慈善百人論壇”，讓她對公益慈善組織如何在政策的縫隙中生存、生長有深刻的體會。“我承認黨和政府是中心，民間用協同的姿態，不添亂，協助和幫助把黨和政府好的方向變成好的政策，把好的政策落地，談太多太高的口號沒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