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特惱怒的順著石子飛來的方向望去，隻見幾個小孩子一邊嘴裏喊著：“洋鬼子，不敬天。神也怒，仙也煩。不下雨，地發幹。如不信，仔細觀，鬼子眼珠俱發藍。”一邊向遠處跑去，而周遭的行人和攤販卻都低頭訕笑。
維特聽到孩子們的言語，內心深處產生一抹憂色。這個時期正是整個華北地區華洋矛盾逐漸加深的一段時間，隨著1895年《馬關條約》簽訂之後，列強在中國更是肆無忌憚，諸多傳教士仗著自身洋人的身份為所欲為。反觀清政府方麵的官員，卻往往視涉洋事件為大事，無論中國百姓占不占理，都一味的偏袒洋人，導致洋人更加肆無忌憚。
尤其在山東這樣的地方，一方麵西洋的基督教、天主教同傳統中國宗教發生衝突；另一方麵傳教士為了吸引更多的教眾，允許女子信教加入教會，這又與傳統禮教發生衝突。林林總總的教案莫不如是，一些傳統守舊勢力更是為了自身爭取那所謂的清名，不惜編造謠言——諸如洋人吃小孩、挖人心之類毛骨損然的信息——來誤導普通民眾，更加導致華洋矛盾、宗教矛盾的加劇。這樣的情況直接導致了1899年義和團運動的大規模爆發，以及1900年八國聯軍侵華及1901年《辛醜條約》最終簽訂。
維特摸了摸後腦勺並沒有什麼大問題，於是便繼續向前走，而身遭的中國人卻感到一絲納悶，這要是其他洋人恐怕早已經怒不可遏的要去找這幾個熊孩子的麻煩了。維特沒有在意這些人的目光，順著前門大街來到正陽門下，看了看巍峨的北京城牆。
正陽門，見證了中國20世紀的曆史，1900年庚子國難之時，甘軍在此浴血奮戰抵禦侵略，甘軍總兵馬福祿在“事既決裂，挽回無術，我輩唯有恪遵朝命，以身保國。”中以身殉國；1901年清政府在正陽門東修建火車站，1906年完工的正陽門火車站成為了當時中國最大的火車站；此後曆經清帝遜位、袁世凱篡國等等一係列事件，而後則見證了1949年北京和平解放和新中國的成立。
維特望著這段在後世保存較好的城牆，感慨萬千，隻是自從來到北京他的內心深處總是一抹憂鬱。他不斷地反問自己，我能給這個國家帶來什麼樣的改變，無論我身著何種服飾，無論我身披何色皮膚，但內心深處——我依然是一個中國人。
看了看這滿大街行走的如喪屍一般的民眾，看了看那巡街士卒渙散的眼神，看了看那惱人的如豬尾巴搖擺的辮子，維特第一次感覺自己的內心在悸動。對了——革命黨！維特想到了，此時的革命黨——也就是興中會早已在1894年底成立於檀香山，更是在1895年發動廣州起義，雖然失敗，但是也在一定程度上給了清政府以沉痛的打擊。
維特仔細的腦子中過濾著這個未來統治中國二十多年後來敗亡小島的政黨的曆史。此時的興中會，充其量隻是一個具有啟蒙資產階級思想的以驅逐滿洲統治者為目的的革命組織，而這個組織中的核心人員——孫文。
孫文，作為未來兩岸共認共稱共尊的國父，1866年出生於廣東香山縣翠亨村，1879年跟隨母親前往檀香山，而後在檀香山、香港和廣州接受西方教育，1892年自香港西醫書院畢業。1894年甲午戰爭期間，孫文親赴天津向北洋大臣、直隸總督李鴻章上書提出“人能盡其才，地能盡其利，物能盡其用，貨能暢其流”的改革主張，但未被接受。
孫文上書李鴻章失敗後，便於11月來到檀香山，而後在檀香山同劉祥、何寬共組“興中會”，提出“驅除韃虜，恢複中國，創立合眾政府。”1895年2月孫文又在香港，同輔仁文社協商合並，而後建立香港興中會總會，並組織廣州起義。起義失敗後，孫文被迫流亡海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