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代的“接班人計劃”
曆史·鑒往可以昭來
作者：徐天
1965年8月末，19歲的任小彬和其他44個同學一起，坐在中共中央直屬高級黨校 （即中央黨校前身） 的中禮堂裏，等待著“青訓班”開學典禮的開始。
青訓班學製五年，學員都是應屆高中畢業生，全部來自北京，畢業後將授予高等教育學曆證書。學校綠化很好，像一座花園，但一棟棟宿舍空蕩蕩的，大多數人都下去搞“四清”運動了。
一位個子不高的中年女性被簇擁著走了進來。出身幹部家庭的任小彬，一眼認出這是黨校校長林楓的夫人郭明秋，時任黨校校委委員、政策研究室主任兼青訓班班主任。
多年後，68歲的任小彬還能一字一句地對《中國新聞周刊》 複述出郭明秋的第一句話：“歡迎你們，中國革命和世界革命的接班人！”
這句話如此振聾發聵，震得聽者頭暈目眩。這些不到20歲的年輕人，很多來自工農家庭，他們做夢也沒想過，自己竟與如此宏大的“接班人計劃”聯係在了一起。
“我們要準備後事”
1964年，中蘇論戰正酣。毛澤東再次想起了“杜勒斯的預言”。
1958年10月28日，在記者招待會上，有記者提問，中國是否會發生和平演變，杜勒斯回答：“當然……我很難說出具體的時間，但是我要說，幾十年的可能性大於幾百年。”
據毛澤東的秘書林克撰文回憶，1959年11月，毛澤東在杭州召開了一次小範圍的工作會議，討論當時的國際形勢。他讓林克整理出了杜勒斯談和平演變的三篇講話，並親自做了批注，一同印發給與會者。
在毛澤東看來，防止中國發生和平演變的關鍵舉措之一，在於培養接班人。
引發他關於接班人的思考的，或許還跟60年代初中共高級幹部的接連去世有關。
1961年，58歲的陳賡大將去世；1962年，63歲的李克農上將去世；1963年，61歲的羅榮桓元帥去世。三年間，少將以上的解放軍將領中，共有18人去世。在當時的幹部終身製下，後繼無人的問題被突出地提上了日程。
1964年5月，中組部副部長趙漢有感於1963年在福建考察時所見，在 《人民日報》 發表文章《積極地培養和大膽地提拔新生力量》。文章稱，培養一個在政治上和業務能力上都比較成熟的、具有豐富經驗的幹部，是需要一個過程，需要相當長的時間的。因此，必須及早動手，把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一批一批地培養出來。
1964年6月8日，在一次中央工作會議上，毛澤東第一次提出了培養接班人的問題。他指出，宋任窮的一個材料很值得注意。
三個月前，時任東北局第一書記宋任窮到遼寧省蓋平縣 （今蓋縣） 走訪。該縣太陽升公社何屯大隊黨支部對全大隊200多名青年進行了認真考察，挑選出了14人作為重點培養對象。之後，宋任窮給中央和毛澤東寫了一封題為 《關於農村支部培養接班人問題——彙報一個有政治遠見的黨支部》 的信。
毛澤東在講話中說：“這個材料要發到各縣、各社、各隊去。你不注意培養後代怎麼行？現在，就是不讓青年人上來，有些人占著位子，都是老年人。總之，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幹部配備也要有一、二、三線。不能一個人死了，沒人管事了，要準備幾線。”
6月16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局第一書記會議在北京十三陵水庫管理處大樓召開。毛澤東再次提出了接班人問題，而且提出，從中央局、省、地、縣到支部，都要搞幾層接班人。
7月，毛澤東主持討論中蘇論戰“九評”的最後一篇 《關於赫魯曉夫的假共產主義及其在世界曆史上的教訓》 的修改稿。
他談到：“赫魯曉夫修正主義集團在蘇聯搞和平演變，是向所有社會主義國家，包括我們中國在內，向所有共產黨，包括我們中國共產黨在內，敲響了警鍾。帝國主義對我們第一代、第二代大概沒有指望了，但他們寄希望於第三代、第四代和平演變，杜勒斯輩就是這麼公開說的。因此我們要準備後事，要培養革命接班人。”
7月14日，《人民日報》發表了該文，正式向全國公開提出了培養接班人的問題。
摸底調查
為了摸底，1964年，中組部進行了一次全國範圍的調查。第二年8月，向中央報送了《關於培養提拔新生力量參加縣、地、省領導工作的報告》。11月17日，中央將中組部的這份報告批轉下發。批示中稱，這是“關乎全局和革命長遠利益的戰略問題”。
根據這份報告，在南方十二省區，省級幹部中，本地幹部占90%以上。在地、縣兩級中，還是以解放時南下的北方幹部為主。在129名地委書記中，南方本地幹部有37名，占29%；在1092名縣委書記中，南方本地幹部有306名，占28%。
在北方八省中，雖然都是本地幹部為主，但地委書記的平均年齡達47歲，縣委書記也大多在42歲以上。
報告總結道：“過去十幾年中，對培養提拔新生力量和本地幹部注意不夠，這是幹部工作中的一個嚴重的缺點。”
1986年任中組部調配局局長的楊誌海在接受 《中國新聞周刊》 采訪時回憶，他也看到過相關數據。60年代，省一級的幹部基本都是大革命時期 （1927年以前） 參加工作的，地級幹部多是大革命後期或抗戰時期參加工作的，縣一級幹部基本為抗戰後期或解放戰爭初期參加工作的。
鑒於幹部隊伍的老化現象，報告提出了八項應對措施：製定出培養提拔新生力量的具體規劃，一個一個落實到人；培養提拔新生力量，要同四清運動結合起來；南方各省區培養提拔本地幹部時，要對北方籍的領導幹部做適當調整，如去其他適當的工作崗位，或調回北方；少數民族地區，應注意提拔少數民族中的新生力量；一切地區、一切部門，都應注意培養提拔婦女幹部中的新生力量；做好老幹部的思想工作，所有老幹部都應該不吝惜自己的精力，培養新生力量；如果有南下幹部已適應了當地的生活，可以就地安排。“步子要穩，要有計劃、有步驟地去做，不要搞突擊，不要一下子換一大批，以免影響工作，影響幹部團結。”
1964年，中組部開始執行提拔接班人的任務。人手從各個部門抽調。
當時，中組部共六個處，幹部不到250名。一處為綜合調配處，二處管黨群政法幹部和幹部的綜合研究，三處管工業幹部，四處管財貿農業幹部，五處管對外幹部，六處管黨的基層建設，此外還有一個研究室和一個辦公廳。二處的唐文光，就是被抽調出來的人員之一。
如今86歲的唐文光，1963年進入中組部工作，是文革前進入中組部工作的老同誌中碩果僅存的幾位之一。在福建省福州市老幹部局的辦公樓內，他向 《中國新聞周刊》 回憶，他進中組部和提拔新生力量頗有一些淵源。
1963年，中組部副部長趙漢到福建考察。臨走前，他請福建省委組織部推薦一個年輕有文化的縣委書記到中組部工作。時任中組部部長安子文指示，部裏的處長 （即現在的司局級幹部） 都要下到縣裏鍛煉，地方幹部也可以調到部裏工作。時任福州市新店區區委書記、35歲的唐文光被推薦給了趙漢。趙漢看了檔案後十分滿意，當年中組部就調唐文光進京。
1964年，中組部自身率先提拔了兩名年輕人，擔任司局級幹部。中組部研究室一位32歲的年輕人被提拔為副主任，日後擔任了中共中央委員、中央政治體製改革研究室主任；安子文的秘書邱建鼎被提拔為中組部辦公廳副主任，文革後任中央黨校組織部部長。
59名接班人
1964年6月，中組部開始從大學畢業生中挑選接班人。
這個任務交給了二處，唐文光是唯一一個一直負責到底的。他告訴 《中國新聞周刊》，按照中組部部長安子文的設想，對待這些挑選出來的大學畢業生，將按照特殊選拔、特殊培養和特殊使用的“三特殊”原則，先將之下放基層鍛煉，當縣委書記、公社書記和大隊支部書記，看日後的成長。